臺灣《聯合報》26日發表社論說，臺當局應對這次學生“反服貿”抗爭，行動顯得遲緩而消極，臺當局“行政院長”江宜樺和馬英九先後發表公開談話，卻顧忌著學生的憤怒和不滿，無法提出強有力的主張。其中一個明顯的問題，是臺當局一直未能將社會上支援服貿的沉默力量當成後盾，卻讓自己的神經被學生掐在手裏。
社論說，“人民”是一個吊詭的概念，尤其在媒體的放大效應下，幾千個街頭走動的群眾，有時竟顯得勝過幾百萬個被當成“背景值”的無名氏。但這樣的呈現究竟是真相，還是幻影？以服貿協議為例，反對者當然有權選擇他們想要的方式來表達不滿；事實上，去年6月服貿送審後，這類聲音從來不曾斷過。然而，支援服貿協議的人呢，他們在學生高呼“人民反對服貿”的聲浪裏，他們卻被化為烏有了。
社論說，大家注意到馬英九的政治人格中有一項特質：他對反對者的關注，往往遠超過對支援者的關注。然而，公共政策的影響涵蓋每一個民眾，當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搶奪了發言“霸權”，把自己包裹成“全民”（national-popular）的代言人，從而壟斷了舞臺；馬英九和江宜樺面對此一情勢，心裏可曾想過那些支援服貿、支援臺當局兩岸政策的人？
試想，那天江宜樺走進“立法院”示威學生中間時，他若說出：“你們在這裡每一個反服貿的人，在社會上就有兩個（或更多）支援服貿的人。”這種說法不是很有力嗎？他不就能把支援服貿的社會力量拉進來當成自己的憑藉嗎？
民間反對者對臺當局決策發動挑戰，原是民主的日常課題。而反對者為了強化訴求的正當性，往往會把自己化身為某種具有高度道德正當性的身分，例如“媽媽反核能”、“學生反服貿”。這種手法固顯牽強，卻不難理解；因為從道德制高點出發，能反映主事者希望傳播的價值，並觸動社會的認同感。
某些議題由於是非分明，牽涉的價值爭論較低，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凝聚。例如洪仲丘事件，民間團體以“公民”身分集結抗議，迅速收攏了社會上對於軍中不當管教的譴責，迫使臺當局做出改革。但有些爭議牽涉的利害較不明確，或因技術或專業問題而變得複雜，即很難找到簡單的共識，服貿和核電即屬此類。這類議題，意見對立的不僅是民間異議者與臺當局，即使在人民之間，也存在很不同的想法。
然而，在臺灣的核電與服貿爭議中，民間的意見差異幾乎無法呈現。由於反核與反服貿協議的團體聲音宏亮，組織健全，行動力強，他們幾乎左右了整個社會的議題思考。這些團體動輒以“人民”自居，壟斷了社會的發言，也排擠了其他人的聲音。
馬英九與江宜樺都是學者氣味太重的人，對於“人民”的多樣性缺乏了解，也就缺少一種“民粹想像”。也因此，他們面對民間的挑戰者，幾乎一無疑問地接受對方以全稱出現的“人民”身分，任由挑戰者界定議題，臺當局則絞盡腦汁作答。於是，一種虛矯的“官民對峙”，就在少數民間反對者與臺當局的“合謀”之下成形。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上許多沉默公民的聲音就被抹煞；他們對核電及服貿可能是高度支援的，或並無強烈異議反對，卻被反對者奪取了發言權，臺當局也不重視他們的支援。亦即，由於反對者的奪目聲勢與高亢言行，加上臺當局與反對者一搭一唱壟斷了發聲平臺，這個社會裏很多人的“人民”的身分其實是被漠視了。
文章指出，政治人物的責任，是要經由組織與代言，把民間不同的意見匯整成具有公共意義的民意，經民主過程的檢驗與討論，最後形成公共政策。馬英九的“領導力”薄弱，在這裡最為明顯，因為他易於向一方傾倒，這是法匠的通病，也是他必須調整的領導思維。
服貿爭議引發學生佔領臺當局機關，是一次嚴重的政治危機，絕不能當成行政層次的事務處理。馬英九、江宜樺必須懂得召喚“沉默的多數”，正視他們的願望，為他們發出聲音，這股沉默力量才能成為臺當局處理危機的後盾。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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