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媒體《聯合報》23日發表社論說,如果光看3年5年,人們或許未必察覺到臺灣太顯著的變化;但如果把視野拉長到10年20年,臺灣公共論壇議事能力的退化,其實已明顯到讓人驚駭的地步。近年臺灣政治、經濟的發展停滯,行政的怠惰與“立法”的紊亂,媒體及網路論述的幼稚化,恐怕皆與此有關。
社論說,臺灣公共論壇的淺薄化與幼稚化,主要表現在幾個面向:一、偏好強調對立和極端的觀點,客觀、中立、理性的意見往往遭到忽略;二、將公共政策議題“是非題化”,只求簡單的是非黑白,而缺乏耐心和能力對更複雜的變數作進一步分析;三、常將個別問題誇大為普遍現象,並以個案來反詰或束縛整體,而卻不知兩者可以分開處理;四,遇到爭議時,人們更在意的是誰如何選邊表態,而不是如何共同研商解決問題。
正由於上述的淺薄化現象,臺灣近年面對的政治失去動能、經濟結構亟需轉型、社會正義需要進行新的制度調整等,問題不斷浮現;然而,卻因為社會公共論壇失去理性討論的能力,甚至連對話的意願和空間都無法形成,使問題始終陷於難分難解或無法問津的狀態。
事實上,早年在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中,朝野至少要靠著論述攻防來爭取民眾認同,當時,透過百家爭鳴的作用,為臺灣引進了許多嶄新的政經思維;而如今,絕大多數的議題都幾乎在“他是藍營,她是綠營”這樣的歸類遊戲中,葬送了對話及討論的機會。包括原本活躍扮演社會中間角色的學者專家,許多人都在“非藍即綠”的對峙中被迫選邊,或者被迫選擇噤聲;在這部分的意見被抽離或排除之後,有助公共政策形成的成分就更單薄了。
舉例而言,最近《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在“立法院”的審議遭到民進黨杯葛,理由是示範區的開辦將使臺灣大門洞開,民間憂心島內產業“挺不住”。此處可以討論的有幾:第一、民進黨執政縣市長對此政策表示歡迎,認為有利地方經濟發展;但民進黨中央卻意圖全面杯葛,這是基於民進黨的利益或臺灣利益?第二、若覺得大門不應洞開,那麼是否能討論修改某些開放門坎,使之符合臺灣利益,而不是全盤否定整個構想。第三、任何開放對不同產業皆有得有失,重點是整體利益必須利大於弊;而民進黨所謂“產業挺不住”,究竟是哪些產業,其實大可具體指明,才能聚焦解決。
事實上,回顧從《服貿協議》、《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以迄《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之爭,臺灣朝野政黨的交鋒幾乎不外那幾句臺詞:執政黨方面總是警告“如果不做,臺灣經濟即無活路”,在野黨總是聲稱“如果開放,臺灣產業必死無疑”。事實上,如果雙方果真在乎臺灣經濟的未來,為何不能坐下來談一談:哪些優勢產業是經濟發展主力,必須給予足夠發展空間;哪些產業不能聽任犧牲,可以透過什麼方式提供支撐和保護?然而,上述所有法令都在“產業保護”的大帽子底下卡住,就連本週末將召開的“經貿國是會議”,也由於在野陣營的抵制,臺灣連尋求對話的機會都難如登天。
便利商店應不應該進駐蘭嶼,曾一度被簡化為“財團或現代商業對傳統的侵犯”,但經過一番討論,各方至少得到了“尊重蘭嶼人選擇”的結論,這是難得的積極案例,當然其議題本質也相對單純。反觀其他議題,例如核四存廢,民進黨利用林義雄的靜坐、馬當局利用“封存”的巧門,聯手剝奪了人民公投的機會,卻對島內能源供應問題一無嚴肅討論;例如318學運,將反馬、反中、反全球化、反自由化、和追求世代正義捆成一團,它的呈現方式令人驚艷,但它留下的余緒恐怕與它渴望解決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馳。
捫心而問,僅看近10年,臺灣在政治文化上、在財經治理上、在法制發展上、在社會正義上,可曾引進過什麼新的思維,或發展出自己的解決模式?答案恐怕是屈指可數。原因無他,藍綠板塊的傾軋對峙,已造成臺灣的公共論壇兩極化、淺薄化及幼稚化;而中間地帶的消失,不僅意味著專業意見的崩解,也說明社會共識的不復存在。也因此,當所有議題都變得無可討論的時候,人們只好每天關注滷肉飯和便當的價格,哀嘆22K的命運,這就是我們對經濟議題所能討論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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