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馬關條約》簽訂110週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也是臺灣光復60週年。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裏,回顧臺灣人民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抗日鬥爭,是十分有意義的。
甲午戰敗、馬關割臺的消息,令舉國震驚,朝野上下,群情激憤,人民群眾在悲憤的氣氛中逐漸覺醒。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立即成立興中會,探索以革命方式推翻腐朽的清朝統治的道路;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在北京掀起“公車上書”,發動戊戌維新運動,希圖走上從體制內改造清政府的道路。馬關割臺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關節點。
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使祖國寶島臺灣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與祖國分離達50年之久。從臺灣被日本侵佔的那一天起,英勇不屈的臺灣人民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武裝鬥爭。臺灣人民始終沒有放棄過爭取民族獨立和回歸祖國懷抱的信念。臺灣人民這種信念和精神,值得我們永遠懷念。
在日本任命的殖民總督樺山資紀率領日軍佔領臺北的時候,臺灣軍民表示“誓不臣倭”,決心救亡圖存,大規模地展開了武裝抗日保臺的鬥爭。以臺南總兵劉永福為首的黑旗軍等部清軍,與徐驤、姜紹祖、吳彭年、吳湯興、胡嘉猷、江國輝、蘇力、黃娘盛等各支義軍配合作戰,堅持武裝抵抗。從6月到9月,清軍和義軍在新竹、大甲溪、大肚溪、彰化、彰南、雲林等地與日軍展開殊死搏殺,黑旗軍和義軍還曾一度進行反攻,收復雲林、苗栗一帶。
臺灣軍民的抵抗使日軍陷入泥潭,日本政府不得不派兵增援。9月16日,日軍成立“南進司令部”,調集4萬大軍,海陸並進,傾巢南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直撲嘉義。清軍王德標率部與徐驤、林義成、簡精華等義軍聯合抗敵。王德標與徐驤派人在城外暗埋地雷,待敵來犯時佯裝敗退,誘敵深入,炸死日軍700多人。日軍倉皇撤退,中途又遭伏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重傷(不久因傷死於臺南,是日軍侵略中國過程中被擊斃的級別最高的官員)。在曾文溪,徐驤、王德標、簡精華等義軍奮勇殺敵,戰鬥異常慘烈。徐驤身負重傷,仍躍起高呼:“大丈夫為國死,可無憾!”壯烈犧牲。
10月21日,日軍攻陷臺南。至此,臺灣人民抗擊日本佔領的有組織的武裝鬥爭告一段落。從1895年6月到10月,不畏強暴的臺灣軍民前仆後繼,奮勇殺敵,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日保臺篇章。日本侵略者前後出動7萬大軍和常備艦隊的大部分艦隻,付出了包括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在內的4800名官兵死亡和2.7萬人負傷的慘重代價。其傷亡人數比此前甲午戰爭中的傷亡人數多出將近一倍。樺山資紀驚嘆說:“本地的士兵有不畏死之氣概,不能輕視之。”
樺山資紀宣佈臺灣全島完全平定。然而,臺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並沒有停息。從1896年元旦起,他們再次揭竿而起,連續進行了7年的武裝抗日遊擊戰,形成以北部簡大獅、中部柯鐵和南部林少貓為主的多支抗日義軍。日軍採用武力“討伐”和“招撫”政策,誘降、騙殺反日武裝民眾,終將義軍各個擊破。
日本殖民當局為了維持對臺灣人民的高壓統治,在全島建立了嚴密的警察制度,對臺灣人民的反抗活動進行殘酷鎮壓,但是,臺灣人民抗日起義仍時有發生,其中較著名的有1907年的北埔起義、1912年的林杞埔起義、1913年的苗栗起義、1914年的六甲起義、1915年的噍吧哖起義(又稱西來庵事件)、1930年的霧社起義等。在長期武裝抗日鬥爭中,共有65萬台灣同胞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在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的歷史上留下了驚天地泣鬼神的動人篇章。
在日本強大的軍事和警察統治下,臺灣人民大規模武裝鬥爭難以展開,但臺灣人民的抗日鬥爭並未停止,一種新的鬥爭形式即非暴力的抗爭活動開展起來,並匯聚成為轟轟烈烈的民族運動。日據時期的臺灣民族運動,實際上是在日本高壓下爭取臺灣人民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爭取維護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的運動。
民族運動始於留日臺灣學生。1918-1920年,他們在東京先後成立了啟發會、應聲會和新民會等組織,以“增進臺胞的幸福謀求政治改革”為宗旨,主張撤廢賦予臺灣總督大權的“六三法”、提倡“臺灣議會請願設置運動”。1920年底,“六三法”撤廢活動演變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等決定通過請願方式要求日本當局在臺灣設置議會,削弱總督權力,改變總督專橫、獨裁統治的現狀。他們頂著來自日本殖民當局的巨大壓力,每年派出代表到日本東京進行請願活動,請願書被一次次拒絕,但是一年一次的請願活動還是堅持了十五年。
部分臺灣知識精英如林獻堂、蔣渭水等於1921年10月27日在臺北成立臺灣文化協會,其宗旨為“助長檯灣文化之發展”,對臺灣民眾進行文化啟蒙宣傳。文化協會發行會報,組織讀報會,舉辦講習會、演講會,在全島各地廣泛進行啟蒙工作,在臺灣同胞中造成了很大的反響,臺灣青年赴祖國大陸求學的人數劇增,而且臺灣各校內進步學生組織紛紛建立,不滿日本人欺壓的學潮疊起。
針對日本殖民當局妄圖扼殺臺灣的中國文化,泯滅臺灣同胞民族意識的殖民文化政策,以連橫、賴和、張我軍、楊逵等為代表的一批臺灣知識分子,抱定以文保國、以史保種的決心,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下,發憤作文著書,向世人表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臺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臺灣人是中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他們是文化戰線上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英勇鬥士。
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臺灣的工農運動也開展起來。1925年彰化縣二林的蔗農在文化協會理事李應章(李偉光)的領導下,建立二林蔗農組合,反對制糖公司的剝削,從而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此後各地農民紛紛建立農民組合,並於1926年成立臺灣農民組合,由農民領袖簡吉任中央委員長。1927-1928年,由臺灣農民組合直接組織或指導的農民抗爭事件就有420起之多,其中尤以兩次“中壢事件”最為激烈。此外,臺灣工人也紛紛成立木工、土水、碼頭、店員、印刷、機器、船炭等工會,1928年還成立了“臺灣機械工會聯合會”和“臺灣工友總聯盟”,開展反對日本資本家剝削的鬥爭。
1928年4月,林木順、謝雪紅、林日高等人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提出要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實行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勢力,並派人返回臺灣發展組織,積極進行工農運動。臺灣共產黨雖在三年後被日本殖民當局鎮壓,但對臺灣人民的抗日鬥爭產生了重大影響。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為了把臺灣變成日本南進戰略基礎,日本殖民當局發動了企圖使臺灣的人民和土地“都成為皇國的真正一環”的“皇民化運動”,其主要內容有禁止臺民使用漢語,強迫臺民學習和使用日語;廢止中文報刊;強迫臺民使用日本姓名;禁止使用“臺灣人”名稱,一律改稱“皇民”;封閉中式寺廟,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止中國紀年,改用日本正朔;禁穿中式服裝,改著日本和服與“國民服”,等等,總之,要在臺灣消滅中國文化,而代之以日本文化。
“皇民化運動”引起了臺灣人民的抵制和反抗。日本殖民當局雖禁止使用漢語,規定在公共場所和機關、學校必須講日語,一旦發現有人講漢語,將受到嚴厲懲罰。但這個規定沒有多少臺胞遵行。臺胞在銀行、公司、醫院、車站等公共場所常用漢語交談,更有不少人堅持不講日語,如林獻堂“終生不讀日文、不說日語,不著和服”。民眾還暗中堅持學習漢語,部分漢學書房突破重重阻力生存下來,一直到1943年才被總督府強行關閉。
更換日本式姓名的政策也受到臺胞的抵制。該政策從1940年2月正式實施到當年8月,600多萬台灣民眾中只有168人改換了日本姓名。後來在日本殖民當局強制下,少數人迫於生計,不得不改換日本姓名,但仍想辦法保留原來姓氏之根,如陳姓改為“穎川”,林姓改為長林,呂姓改為宮下、劉姓改為中山、魏姓改為大梁、黃姓改為江夏等。在“皇民化”的高壓下,臺胞仍然保持著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祖國流行的服飾仍然可以影響到臺灣。中國的傳統節日、婚喪嫁娶,仍沿舊風;墓碑、神主依舊鐫刻著堂號或者祖籍,表明瞭臺胞對祖國強烈的認同。對日本人強迫奉祀的天照大神,臺灣民眾只是應付差事,內心崇拜的仍是中華民族歷來奉祀的神祇。臺灣人民的祖國意識是日本殖民者不可能輕易改變的。在臺灣人民的抵制下,日本殖民當局“皇民化運動”收效極微。
在社會、文化、思想等領域抵制“皇民化”的同時,還有些臺灣同胞組織了抗日暴動。如:1938年高雄、六甲等地相繼發生襲擊日警的反戰暴動,1939年3月高雄農民1000多人因反對日本警察強拉“軍夫”而發起暴動,1944年臺北帝國大學學生秘密蒐集武器,準備在美軍登陸時起義策應,等等。
全面抗戰爆發後,大批臺灣愛國志士認為這是實現臺灣光復的良機,紛紛輾轉返回大陸,投身於祖國的抗日洪流中。如謝南光領導的“臺灣民族革命總同盟”,陳友欽領導的“臺灣青年革命黨”,張邦傑領導的“臺灣革命黨”,黃光軍為團長的“臺灣光復團”,柯臺山負責的“臺灣國民革命黨”等,上海有“臺灣人民解放聯盟”,廈門有“臺灣同胞抗日復土總同盟”、“臺灣革命青年大同盟”等。這些組織無不以抗擊日本侵略,推翻日本在臺統治為宗旨。黃埔軍校出身的李友邦于1939年2月在浙江金華組織的臺灣義勇隊,則是惟一一支由大陸臺胞組成的抗日武裝團體,他們長期活躍于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抗日鬥爭,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50年的歷史反覆證明,儘管日本殖民統治是殘酷的,“皇民化”的用心是狠毒的,但臺灣人民的抗日精神未曾泯滅,臺灣人民的中國心未曾改變,臺灣的中華文化依然綿延傳續。當此臺灣光復60週年,緬懷先烈,展望未來,我們相信,日本殖民時期的“去中國化”不能成功,“臺獨”分子在臺灣推動“去中國化”的努力註定是要失敗的。(張海鵬 杜繼東，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
來源：《光明日報》（10月24日第三版）
編輯：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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