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以同理心審視“習馬會”

　　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2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今年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懷柔雁棲湖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主持峰會，這是繼APEC領導人峰會2001年上海舉辦後時隔13年重回中國，屆時APEC組織現有的21個成員的領導人將出席這次盛會。與以往不同，此次APEC峰會引發了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作為東道主舉辦此會的重要性，還有一個眾所週知的原因，就是各方十分關切本次峰會能否實現兩岸領導人習近平與馬英九的歷史性會晤。

　　一、APEC“習馬會”不宜，大陸信號早就非常明確

　　“習馬會”議題近年來逐步升溫。自2013年7月以來，臺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一改兩岸領導人會面“時機不成熟，沒有迫切性”的態度，不斷釋放不排除“馬習會”的信號，12月馬接受《亞洲週刊》專訪首度公開表達希望參加北京APEC會議以實現“習馬會”的意願，臺陸委會也對外表示，這是解決兩岸領導人會面身份、場合、地點等難題的最佳方案，“陸方可解讀這是內部事務”，“目前沒有其他方案”。此後，海內週邊繞此話題的設想、建議、評論連篇累牘，各種聲音不絕於耳。據臺媒報道，8月26日，大陸已將APEC邀請函致送臺灣當局，馬英九28日在與媒體茶敘中就此表示，“馬習會要有一定的條件，有機會我們不放棄，但如果沒有這個條件，我們也不強求”。自此，不少媒體輿論才逐漸冷靜下來，將之解讀為馬英九齣席北京APEC領袖會議的機會不大，實際上“習馬會”難以成局。儘管如此，近日來仍有一些臺方專家學者還在不斷闡述北京APEC“習馬會”的好處，令人不解。

　　其實，以筆者的觀察，大陸方面對於北京APEC“習馬會”議題的態度一直是清晰的，釋放的信號也是明確的。2013年8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此回答記者提問時就表示：“我們主張，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來處理有關問題”。今年2月，國臺辦張志軍主任在接待連戰一行回答記者有關“習馬會”提問時也明確表示，“兩岸之間的事，最好還是找兩岸的地方商談，不需借由國際會議場合”；“兩岸領導人見面，兩岸民眾都想看到，但現在是地點的問題。”3月，張主任在接受境內外記者採訪時又進一步強調，“對於兩岸領導人的會面，大陸方面始終持積極開放的態度”，“既然是兩岸之間的事情，談的也是兩岸關係的事請，就應該由兩岸自己來找一個地方，沒有必要借助一些國際會議場合。”在兩岸大合作、大交流的今天，相信臺灣當局能夠通過多種管道完全接收到大陸方面的準確資訊。

　　既然如此，為什麼兩岸對能否在北京APEC實現“習馬會”的認知有如此大的落差，是誤讀誤判還是臺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無論如何，確實有必要通過剖析這個案例來揭示當下乃至今後一個時期兩岸關係面臨的癥結與困境所在，筆者觀察的結論是，兩岸領導人會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意義重大，是兩岸共同努力的方向。“習馬會”不可能在APEC國際場合舉行，能不能在馬英九餘下的一年多任期中舉行、以什麼名義會面、在什麼地點舉行，關鍵要看兩岸政治互信的程度和兩岸關係發展的水準，絕非一方一廂情願可以實現。

　　二、以同理心審視兩岸對APEC“習馬會”的考慮

　　筆者在此借用同理心的思維模式來分析北京APEC並非“習馬會”良機的原因，以求找到早日促成兩岸領導人會晤的良策。之所以借用“同理心”的概念和工具，是因為這種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的思維模式，在兩岸關係邁入“深水區”遇到越來越多疑難雜症和挑戰時，可以起到潤滑劑和緩解閥的作用，有助於兩岸雙方對一些事情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及性質趨向有更全面、更客觀、更徹底的把握，進而達到有效溝通、尋求共識的目的。同理心作為一個比較抽象的心理學概念，上個世紀20年代由美國心理學家鐵欽納首度使用，是指進入並了解他人的內心世界，並將這種了解傳達給他人的一種技術與能力，通俗的說法就是“換位思考”，是一種站在別人角度看世界的認知能力。作為一種心理體驗過程，同理心的思維模式是達成理解不可缺少的心理機制，它客觀上要求我們將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意識觀念、情感體驗、思維方式等與對方聯繫起來，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體驗和思考問題，為增進理解奠定基礎。

　　就“習馬會”而言，兩岸都應以同理心的思維予以反思，我們不僅要從臺灣的視角思考，也要從大陸的角度審視，如此換位思考才能對症下藥，增進彼此的了解和理解。

　　站在臺方的立場角度，不少輿論和專家學者認為，此次“習馬會”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會面所遇到的身份、場合等難題較易處理；因為大陸是APEC的主辦方，APEC的主體是經濟體、不是國家，APEC峰會是經濟體領袖會議，且“習馬會”的地點在北京，詮釋權也由大陸掌握；認為馬英九在餘下任期內已有追求個人歷史定位的考慮，對“習馬會”有很強的意願，這可能是馬本人最好的但也是最後的機會；還有論者認為，若能在北京APEC實現“習馬會”也有助於國民黨拉抬年底“九合一”選情甚至2016年“大選”的氣勢，等等。對臺方而言，將心比心，這些想法應予理解和包容；特別是對那些期望儘早實現“習馬會”以鞏固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海內外華人華僑來說，其拳拳之心更令人感佩。

　　但應該指出的是，同理心思維所強調的是，善於從對方的角度和處境思考對方的觀念，體會對方的情感，理解對方的處事，並不是遷就對方，喪失自我，同理心不是簡單地認同而是更好地理解。對競爭的雙方而言，同理心並非只來自於一方，必須是雙方都有同理心才能發揮同理心本身所具有的溝通效果。以此標準，若設身處地從大陸的視角考慮就會發現，以目前的兩岸政治互信水準、臺方對“習馬會”的基本考慮和島內複雜的政治環境，在本次北京APEC峰會上實現“習馬會”的條件並不成熟。這是因為，雖然大陸方面一直主張並積極推動兩岸領導人會晤，但絕不是為會面而會面，雙方不能僅僅握握手、喝喝茶，追求表面上的政治轟動效應，而是期待兩岸領導人的會晤能夠在實質上有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且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效益上都不應對兩岸和平統一造成傷害。因此，兩岸領導人會面必然要涉及到身份、場合、議題和成果等諸多複雜難題，特別是身份和場合問題敏感而複雜，這些問題的處理和解決需要雙方不斷增進互信，通過艱苦的磨合才能達成共識，所謂“水到渠成、順其自然”。

　　站在大陸的立場，此前臺方參加APEC會議一直是按照APEC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和慣例進行的，即臺方只有經濟事務部門的主管或者臺灣地區領導人的代表才能參加。本次APEC峰會的地點雖在北京，但是APEC是亞太地區級別最高、影響最大的經合組織，APEC峰會自然屬於舉世矚目的國際場合，在這樣的國際盛會中兩岸領導人會面很可能會給外界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印象，從而釋放出一種錯誤的信號，反而不利於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另一方面，在馬英九政治處境艱困、民進黨牽制加強、島內民眾對“習馬會”意見分歧的大背景下，馬當局難以在推進兩岸關係上邁出實質步伐。島內不少輿論就認為，“臺灣在馬習會上不容易拿出大菜”。因此，臺方換位思考，站在大陸的角度看，面對APEC“習馬會”這種打破慣例、易造成“兩個中國”負面影響的安排，面對此舉對兩岸關係發展造成的隱患以及島內政治發展的不確定性，大陸自然不可能認同臺方所期待的“習馬會”。此外，還應看到，大陸在時隔13年後才有機會舉辦這一難得的國際盛會，此次領導人峰會將就如何進一步發揮APEC作用，推動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尋求新的增長點和加強互聯互通建設等問題深入討論，凝聚共識，將引領亞太未來合作方向，意義重大。各方對本次峰會抱有很高期待，作為鎂光燈齊聚的東道主，這也是全面展示大陸形象、提升其國際影響力的重要舞臺，屆時大陸將舉行一系列的雙邊和多邊活動。大陸對本次APEC峰會高度重視，全力以赴，並不希望其他事情沖淡會議的主題。

　　三、共同為兩岸領導人會晤創造積極條件

　　從同理心的角度出發，兩岸都應充分了解、理解和體諒對方的想法與考慮，島內學者在探討兩岸關係時常常喜歡引用同理心的概念，提醒大陸學者要多換位思考，將心比心。其實，同理心的思維模式並不是單向的、單方面的，而是雙向的，不能只要求別人要有同理心而自己不需要同理心。所以，筆者這裡也提醒島內的學者朋友們，也應用同理心的思維、站在大陸的角度去理解北京對APEC“習馬會”議題的思考。如果臺方的目的是借此尋求更多國際參與、擴大所謂國際空間，則應該努力增進兩岸政治互信，通過政治協商找到解決的辦法。如果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自然就不需要借助國際場合。如此就能明白此次APEC“習馬會”不會成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同理心的思維模式是拉近兩岸之間的距離和疏離感的有效方式，大陸方面一直十分重視，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傾聽臺灣臺胞的意見和建議，本著同理心去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今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就表示，“臺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有著強烈的當家作主‘出頭天’的意識，珍視臺灣現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希望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臺灣同胞的心情”，“對歷史留給臺灣同胞的傷痛，我們感同身受”。但另一方面，同理心理論也告訴我們，別指望著你的對手如果有多一點同理心就會轉而支援你。在競爭性的決策互動中，理解對手的利益和動機比跟對手在情感上進行聯繫更加有效，在現實政治中同理心總是讓步于理性選擇。同理心是理解對方的有效方式但並不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

　　就兩岸領導人會晤而言，一旦實現，它本身既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成果和標誌，也是兩岸關係向更高水準邁進的新起點，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將是一個具有重大象徵意義和指標意義的事件，兩岸雙方都應為此積極創造條件，開渠引水直至水到渠成。大陸方面對於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始終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順勢而為，穩中求進。對兩岸領導人的會面也一直持積極開放的態度，認為這是兩岸之間的事情，沒有必要借助一些國際場合；對於一些必須要處理的難題，也主張單純化而不是複雜化，在“一中框架”的基礎上，以中國人的智慧總能找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可行辦法。 （作者：朱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