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聯合報》19日社論指出：臺北市長柯文哲協調臺北文創富邦、誠品和市府間的三方爭議，最後得出誠品買下旅館、商場產權的共識；此一結論，隨即遭到各方批評為“違法”。令人驚訝的是，柯文哲竟然回應說：“違法就要修法”。由此看來，柯文哲不僅法治觀念扭曲，他甚至認為自己可以超乎法律之上。
觀察柯文哲上任市長後的言行，這類場景層出不窮。然而，先前他的專斷獨行，屢屢被解讀為“有魄力”、“敢作為”；半年下來，人們才發覺他的法治精神貧乏確是一個問題。去年底柯文哲方上任，即向信義分局長嗆聲，說“換掉你”；後來的漂流木事件，他也未查清真相，第一時間就威脅要撤換內湖分局長。姑且不論“換掉“是否符合事情的比例原則，依照現行人事法令，警政人事一條鞭，地方首長雖有建議權，但權責在警政署，豈是市長說換就換？
再看北市府瞄準的所謂“五大弊案”，查到現在，也能只說“合法不合理”或“社會觀感不好”。儘管法律上對“弊案”並無固定定義，但既是“合法”，就很難指其為“弊案”；也因此，柯文哲只能草草處理松煙文創及三創園區爭議，就宣稱要“結案”。若果真是弊案，如此草草收場，難道沒有“放水”之嫌？事實上，為了所謂五大弊案，柯文哲另行成立“廉政委員會”調查，而廉委會不僅是私設的“黑機關”，許多廉政委員的言行也分明超越了法治界線，引發爭議。
柯文哲漠視法治，最典型的例子是“監視器抓違停”的爭議，主張要以監視器代替警力開罰單。在遭遇反對聲音時，柯文哲大剌剌說“法律是為人民服務，不是人民服務法律”，甚至以“腦袋裝大便”的粗話污衊反對者，而引發輿論及法界撻伐。柯文哲認為警察不應呆站在那裏當開罰單的“稻草人”，出發點也許是好的；問題是，當涉及人民權益的問題，警察的公權力就得小心從事，不能被監視器取代。
原因很簡單：從技術層面看，汽車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未必是同一人，如果只用監視器看牌照取締，就無法分辨是誰違停，而可能一再誤罰。從法治層面看，臺北市的監視器已經架設得太多、太廣，隨時在監視市民的活動，因而北市制訂的《監視器管理自治條例》明確規範監視影像只能用於治安和車禍的處理，不能用來取締違規。車輛違停和“車禍肇事”乃至“治安犯罪”之間相去千里，柯文哲可能連其間的差別皆無法分辨，這是他的法治盲點。從憲政層面看，社會秩序需要維持，人民的權益也必須保障，政府的公權力措施必須受到法律限制，不能漫無邊界。柯文哲法治觀念的最大癥結是，他認為公權力就是要用來“管理人民”、“追求效率”，心裏卻完全沒有“保障人民”或“公權力限縮”的概念。
也因此，每次柯文哲談到法律，都表達得很極端。例如，他上任一個月，就自詡“這一個月來，我很認真的在破壞法律。”但談及取締違停時，他又大聲疾呼：“難道法律都沒有尊嚴嗎？”如此前後矛盾，主因有二：一是無知，柯文哲長期待在醫院急診室，對法律的知識恐怕十分有限，遑論對人權與憲政價值的理解；二是過度自負，因為自認高智商、高票當選又有龐大網軍支援，即自恃可以超越法律。也因此，他才會用推土機般的手法來打弊及推動市政，至於大言不慚說出“違法就修法”，只說明他的蠻幹已經掩蓋不住其無知。
“依法行政”是任何政府最基本的施政準則，簡言之，政府的權力若有侵犯人民權利之虞者，必須依法行之，這就是“法律保留原則”，旨在防止政府濫權，假借公益之名侵犯人民權利。一個市長不懂法律，已是很嚴重的事，若還認為可以自己解釋法律、淩駕法律，簡直不堪想像，令人毛骨悚然。
作為新手市長，柯文哲引發的爭議頗多，而失言可以改過，歧視可以糾正，政治操作可被揭露，但因為他缺乏法治觀念所造成的濫權傷害，卻可能難以彌補。他上任以來，已經惡補了“兩性平權”的課，最近又補上了ＢＯＴ制度法，現在，他得趕緊補一補法治教育這堂課了！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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