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南海爭端的主要當事方及受害方，中國已無法用“擱置爭議”這樣的道德寬厚回避主權及領土不斷受到侵蝕的事實，也無法再以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那樣的忍讓繼續尋求消極的周邊安寧
當今南海問題的複雜性、危險性以及對中國安全全局的關聯性陡然上升，這是冷戰結束近20年來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化。
首先，從大國關係的歷史規律來看，守成的一方總是用消極的、晦暗的心態對待新興的一方，總要利用後者崛起過程中自身的和環境的矛盾來儘量“對衝”它所帶來的挑戰。
其次，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面對複雜的東亞地區安全趨勢，自由主義、建構主義關於經濟上相互依存、制度上相互磨合的解釋力顯然是不足的，倒是現實主義所關注的權力之爭成為常談常新的話題。2010年1月1日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隨著零關稅時代的到來，人們曾樂觀地預見，隨著貿易最惠國待遇、投資國民待遇所帶來的便利，一個涵蓋19億人口、6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4.5萬億美元貿易額的次區域共同市場將最終形成，從而有助於推動新的身份認同和舊的地緣政治矛盾的化解。而今，現實再一次教育人們，經濟的相互依存並不一定直接推動和改善國家間政治、安全上的互信，“經熱政冷”可以成為一種不正常的國際關係常態。
再者，從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國內學術界一度對“和平崛起”可行性的熱議是否缺少當代學理基礎，大可借此來反思和商榷。未來中國要實現再度復興的時間和空間，畢竟是在西方主導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發展觀念、現代化標準以及法律基礎數百年之後，並且還將處於資訊化和草根政治大有超越傳統國家管理能量之勢的空前不確定的新時代，因而要以完整的儒家文明(即超民族國家和泛文化的“義理”)來不斷回應源自歐洲科學主義的國家“叢林法則”的現實拷問，終究有“水土不服”、“海市蜃樓”之虞。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一直遵循鄧小平所倡導的“擱置爭議，維護現狀”的原則，與東盟和有關鄰國達成過多項正式共識乃至具有一定國際法約束力的共同行為準則，講“義理”的工作可謂做到了極致。然而，義理“管”的畢竟是君子而非小人。多年來，小偷並未聽從君子好言規勸，反而越偷膽子越大，甚至發展到了“賊喊捉賊”，公然要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的地步。此一情形之下，中國若繼續做謙謙君子，則面臨著一部分家當(“藍色國土”)要被盜鼠們啃食而凈的危險；若奮起喊打，則苦心經營多年的和平形象和外部環境都將遭受損毀。因此，以南海問題為代表，中國主觀上的“和平崛起”夢想不斷受到國際政治現實的嚴重擠壓，一再陷入選擇兩難的困境。顯然，這是不符合中國古典“天下觀”的道德傳統，卻符合當代國際政治力學邏輯的一種前景推導。
從“德行天下”回歸到“法治為本”，將是中國周邊外交思想再次蛻變的必然指向，也是中國參與構建本地區新秩序過程中必須突破的第一個觀念陷阱。德高於法，講求自律，卻無法解決無政府世界秩序中的國際紛爭；法權則強調權力與權利的統一性，注重他律，雖不能確保絕對公道，卻能夠達到相對平衡。作為南海爭端的主要當事方及受害方，中國已無法用“擱置爭議”這樣的道德寬厚回避主權及領土不斷受到侵蝕的事實，也無法再以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那樣的忍讓繼續尋求消極的周邊安寧。從長遠看，只有掌握一定的實際權力(de facto jurisdiction),才能確保應有權利(de juri rights)的存在。
以“法治為本”，必然要求中國提高辯法、護法的能力。敢於依法打擊侵犯我海洋權益行為是中國需要突破的第二個觀念陷阱。中國畢竟不是進入後工業社會的發達國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一旦進入加速增長的快行道，中國未來30年內外發展矛盾的尖銳性、現實性已不可能靠一味退讓得以緩解，相反還有可能增加其解決的難度。目前中國開始加大在南海地區海監執法力度，用實際行動彰顯主權，這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向建立以法制為核心的南海地區秩序邁出的重要一步。“路漫漫其修遠兮”，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總歸難免要和不法之徒發生“刮蹭”、“磕碰”，因此必須在原則和方向上做到堅定不移，威武不屈，而在具體危機的處置上則應該實現“有理有利有節”的巧妙銜接，儘量控制事態的發展。
隨著中國在南海執法行動的增加，中國為自己在南海地區劃定的法律權益紅線必將實際清晰化，對此，外界的輿論圍剿、軍事反應也必然增多，美國也藉口對在該地區“自由航行權”關切進一步加大其捲入程度。在這背後，自然不能排除來自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各類戰略圖謀。但是，與冷戰時期全然不同的是，東盟國家與中國的關係不可能完全被南海問題所長期“綁架”，在東盟內部甚至越、菲之間對南海之爭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今天的中美關係早已突破了雙邊和地區的範疇，彼此在全球性發展與安全問題上的共同利益已經大大超越了局部性的矛盾和分歧。即使出現周邊之某一局部出現緊張，或一時間外交全局出現“黑雲壓城”的前景，中國的合法性、承受力都必將最後勝出。突破對“陰謀論”長效性的恐懼，這是中國外交需要正視的第三個觀念陷阱。(吳白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