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我第2次從伊拉克回來後，我有時間來思考我們在那場戰爭中，以及那些在阿富汗和我們更廣闊的反恐戰場上的共同經驗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軍隊、政府和國家的。雖然我們現在仍然大量致力於所有那些行動，為最終實現我們的目標不斷調整方法，但我認為現在是開始更廣泛地了解我們在現代戰爭中的經驗，將如何幫助塑造未來幾年裏我們國家的安全體系的時候了。本文強調了我從後9/11的世界中學到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以及我認為可以怎樣把它們應用於更好地準備我們在未來可能遇到的全部挑戰。
本文起初試圖確定美軍必須準備應付的一些挑戰，但是我很快就意識到，這些挑戰中有許多都是與其他武裝部隊、各部門以及更廣之與美國政府有聯繫的。因此我提出了不僅僅局限于軍事的國家力量。今天國家安全環境的複雜性需要我們重新評估全美國政府的任務，包括全面行動的需要，維護我們最重要的軍事原則，同時調整我們的組織和價值觀的發展，以更好地滿足未來的挑戰。這篇文章絕不是為我們所有潛在的挑戰提出答案，相反，它是一個加入對話的嘗試。
我們如何來到這裡，我們又將去向何方
迅速傳播的技術，眾多發展的跨國因素，日益全球化和經濟相互依存造成的後果，共同導致了國家安全挑戰的顯著複雜性……
——查爾斯 C 克魯拉克將軍，1999
隨著冷戰逐漸在記憶中消失，新的安全挑戰在21世紀初期涌現，軍事空想家提出未來戰爭的特徵將是不斷增加的複雜性，不可預測性和不確定性。其他人，更少的預言家把諸如低強度衝突，非戰爭行動以及國家建設視為對我們軍隊勇士文化的詛咒。儘管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一再進行類似的行動，但我們往往會很快恢復我們的能力，回到對稱排列戰場上同步作戰能力這一傳統核心競爭力上來。
這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即使在經過非凡一輪軍事轉型的初步努力，在遭受9/11襲擊後憑藉良好的適合打敗敵軍、推翻敵人政權的軍隊加入反恐戰爭，卻明顯缺乏適合穩定和重建國家長期需要的深度。從本質上來說，我們發動戰爭依靠的軍隊和部門結構並沒有為全面行動和反叛亂戰爭做好準備。
由於9/11事件以及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經歷了現代的不對稱戰爭，軍隊吸取了痛苦的教訓，並強迫自身做出跨時代的改變。與此同時，我們政府和國內部門中的大多數卻似乎處於對適應現代戰爭需求否認的狀態。總而言之，我們必須把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學到的經驗教訓內部化、制度化，確保它們是被我們真正“學會”而不僅僅是“獲取”，而且我們必須擴大包含政府在內的緊迫性的範圍——這種緊迫性能夠幫助我們為未來必然會遇到的，與我們今天所遇到的類似甚至更複雜的情況做好準備。
我們國家的歷史已經一再地證明，無論在何種程度上準確預測未來戰爭的情形，或者與之類似，預測它將在哪發生，都是絕對不可能的。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預測未來的決策更是危險。然而，有可能確定一些很可能形成未來衝突的趨勢。這包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差距的進一步加大，欠發達地區人口的爆炸性增長，不承認國家邊界的意識形態和組織的增加，在種族和宗教方面自我認同意識地顯著增強，以及日益加劇的全球能源競爭。還包括全球即時傳遞資訊技術的顯著改進——從而為製造具有不可想像破壞力的武器提供了可能。所有這些特徵都表明瞭未來衝突本質上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
有些人可能會設法避免複雜事情需要做出的艱難選擇，他們認為我們不適合在多層面的環境中使用國家力量。他們爭辯說我們不能干預另一個伊拉克。但是這種觀點非常像那些反對在一戰後再次參加歐洲戰爭的人的觀點：儘管誘人，卻不切實際，會招致危機。在我們居住的這樣一個相互聯繫、相互信賴不斷增加的危險的世界裏，美國無法想像它能夠在另一個國家漫長的問題中全身而退。站在離未來不太遠的立場來說，我們的國家利益需要我們加入到比今天所面對的情形更複雜的情況中去。
為滿足未來國家安全挑戰的需要，我們必須創造軍事和國內部門進行全面行動的能力，我們必須接受有關國家建設的概念，不僅僅是在口頭上，而是完全地接受它。由於資金的流失，政治上的短視，以及我們的軍隊天生厭惡線上性戰爭以外富有能力地展開行動，在出現的戰爭事實面前丟失改變的動力是有可能的。除此之外，在我們努力改善非線性作戰的能力時，我們必須堅持我們有能力戰勝常規軍事威脅，並防止出現與我們競爭力相近的對手。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發現了戰鬥的差距卻不努力達到相應的能力，有許多我們不能很好完成的潛在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