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9·11”時代是指以美國兵臨喀布爾和巴格達為標誌的“新十字軍聖戰”時代，那麼隨著美軍從阿富汗戰場和伊拉克戰場逐步撤出，疾風暴雨式的“反恐戰爭”難以為繼，“9·11”時代也許即將走入歷史。“9·11”事件後，美國以戰爭手段反恐，貿然深入文化傳統迥異的主權國家，用現代化的戰爭機器與基地組織開展一場“貓捉老鼠”遊戲，從一開始就被證明並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單純使用硬殺傷手段，不僅難以根除恐怖主義，相反會越反越恐。美國反恐十年雖然取得一些戰術性成果，但卻嚴重透支了美國的戰略資源，損害了美國的道德形象，耗費了美國的時間成本，美國如日中天的全球霸權地位由此而出現衰落的跡象。這條道路的確走不下去了。
如果說“9·11”時代，是指基地組織襲擊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為標誌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全球擴散的時代，那麼，這個時代還遠未結束。十年來，儘管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受到打擊與制約，隨著基地組織頭目本 拉登被擊斃，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策劃並實施恐怖活動的能力受到削弱，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國際恐怖主義不會絕跡。對國際社會而言，特別是對西方世界而言，國際恐怖主義將是一個長期性威脅。
首先，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國際恐怖主義產生的深刻根源。在全球化過程中，主導全球經濟的資本主義充分表現出自私、貪婪、掠奪、野蠻的本性，財富的空前聚積與第三世界大量人口日益貧困，生存條件日益惡化形成鮮明對照。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發達國家相差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在全球化過程中日益被邊緣化的穆斯林世界貧困化現象尤為尖銳。貧富分化，南北分裂是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最持久、最令人憂慮的特徵之一，是產生憤慲、絕望與仇恨的底土。只要這一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就始終存在著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其次，世界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存在是國際恐怖主義產生的又一根源。冷戰後，美國一超獨大，美國利益永遠淩駕於別國利益之上，並不惜以損害別國利益為代價。美國動輒以武力實現其特殊利益，同時也一再播下動蕩與仇恨的種子，使本已十分複雜的民族、宗教、文化等矛盾進一步激化。美國的強權主義政策引起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強烈反彈，尤其是其中東政策激起阿拉伯國家強烈的反美與反猶情緒，並以極端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表現出來。從一定意義上講，世界霸權主義與國際恐怖主義是一對如影隨形的孿生兄弟，共生共存。國際恐怖主義很難單獨消亡。
再次，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正日益呈現分散化、網路化、本土化的趨勢，並由此獲得新的生存方式與新的生存條件。所謂“網路化”，一是國際恐怖主義組織結構的網路化。某一個結點被破壞或某一個頭目被消滅並不影響整個恐怖主義網路的運轉。即使摧毀了“恐一代”，還會產生“恐二代”、“恐三代”。與傳統的組織形式相比，恐怖主義網路具有較強的生存能力與再生能力。二是通信聯絡技術的網路化。現代網路技術的飛快發展為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提供了十分便捷的手段。所謂本土化，就是恐怖主義勢力不再只是外來的、輸入型的，而且同時存在極端宗教原教旨主義和聖戰思想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在其內部滋生的恐怖主義勢力。這使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鬥爭呈現更加複雜的局面。
最後，美國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也是國際恐怖主義短期內難以絕跡的重要原因。對於恐怖主義，美國一向採取實用主義和利己主義的雙重標準。反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是恐怖主義，反對美國不喜歡的國家的恐怖主義就不是恐怖主義，而是美國心目中的“民主鬥士”。被美國視為恐怖主義大本營和死敵的塔利班恰恰是當年美國為了與前蘇聯對抗而一手扶植起來的。頭號恐怖主義分子本 拉登及其“聖戰者”也是當年美國從阿拉伯網羅並親自培訓出來的。美國這種實用主義和雙重標準不僅助長了國際恐怖主義的發展，而且對於建立完善的國際反恐怖主義合作機制構成巨大障礙，大大影響了國際反恐怖主義鬥爭的有效性。
要走出“9·11”時代，無疑還有待國際社會長期的艱苦努力。(作者是中國軍事戰略問題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