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一直不希望被人指責為“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在許多國際場合，都要喋喋不休地強調自身在走一條“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中國的鄰國，特別是因為曾有過侵略中國的歷史，日本更希望中國能肯定日本在戰後所走的道路。幾經交涉，終於在2008年5月形成的中日第四個歷史文件——《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裏出現了這樣的字句：“日本在戰後60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
但是，近年來，風向漸變。日本似乎對“和平發展”道路已生厭意，不僅四處插手世界各地與戰火相連的“熱點”問題，在本國也開始煽動民眾的“國防意識”。2月6日，日本《讀賣新聞》在第一版刊出自衛隊前總參謀長西元徹也（日本稱“統幕議長”）一篇文章，更是集中地反映出這種意識。
這位75歲的前軍頭開篇寫道，“當今，日本內外都面臨著嚴峻局勢。國內，有經濟低迷和政權更替後帶來的政治混亂，同時還有東日本大地震後的復興問題。國外，金正日去世帶來的朝鮮體制變化方向絕不能忽視，中國動向極不透明。另外，還有伊朗核問題。”由此可見，他把日本局勢嚴峻的外部原因直接確定為朝鮮和中國等因素。
西元徹也指出，“面對中國和朝鮮，日本首先應該強化日美同盟，把日韓關係發展為‘準同盟’。此外，還應重視澳大利亞，發展兩國同盟關係。為了共同享有在亞太的利益，日、美、韓、澳要團結起來。”他表示，這應該成為日本的國家理念。也就是說，西元徹也的軍事佈局，就是中國、朝鮮與日、美、韓、澳對立的格局。
在日本，高喊“危機”，是許多政治家喜歡幹的事，西元徹也同樣如此。在他看來，作為日本軍事組織的領導人，其能力要分為“平時的能力”和“緊急時的能力”。所謂“平時的能力”，就是要能夠形成一個凝聚人心、智慧、力量的團隊；所謂“緊急時的能力”，就是必須具有“時間感”，有行動力。他特別引用法國前總統的名言，說“政治家是考慮語言的，軍人是考慮行動的。”這番話語，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部“暴走”，抗衡內閣，走上對外侵略的那段黑暗歷史。同時也可以說明，西元徹也身上傳承著日本軍國主義的DNA。
西元徹也還透露，1993年擔任日本陸上自衛隊參謀長期間，他採取“先斬後奏”的辦法，派到柬埔寨維和的日本自衛隊持槍，以在道路上巡邏的名義，護衛選舉監視員。按照日本當時的《PKO協力法》，到海外的日本自衛隊除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外，是不允許使用武器的。這種“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常常是戰爭的導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從自衛隊退役16年的西元徹也，如今仍然在日本陸上自衛隊幹部學校任職，在教壇上承擔著傳授“指揮官方法”的教學任務。2010年到2011年還擔任了日本防衛大臣輔佐官，散發著不肯褪去的“餘熱”。
2008年5月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第四項表示：“雙方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雙方重申，相互支援對方的和平發展。”但是，從日本前軍頭的這篇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國家的軍政不一以及日本政壇的言行不一。中日兩國成為“好鄰居，好夥伴”還需要相當的時日。（作者係《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總編輯、《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