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1月24日刊文《西方疏忽釀成馬利夢魘》，文章稱，馬利悲劇的教訓是，必須把搖搖欲墜的局勢消滅于萌芽之中。其中還有一層更加深刻的含義——在非洲建立高效國家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主要內容如下：
馬利悲劇是時運不濟所致。不同尋常的地緣政治環境引發了一場動蕩；進一步的巧合妨礙了有關方面及時採取對策。現在影響已經擴散到阿爾及利亞及周邊地區。
在2011年10月利比亞革命達到高潮之前，馬利並不是一個脆弱國家(fragilestate)。2011年6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列出了48個脆弱國家，馬利並不在名單上。按照低收入國家的標準，馬利本來的局勢也比較穩定。不過，有目共睹的是，這個國家既不具有包容性，也沒有效率：少數族裔圖阿雷格人(Tuareg)受到排斥；任人唯親與腐敗司空見慣。在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下，許多民主國家比它們所取代的獨裁政權更容易訴諸於政治暴力。
利比亞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Gaddafi)政權的倒臺不可避免地給該地區帶來軍事威脅。利比亞境內囤積的大批武器落入一心為惡的團夥之手。前車可以為鑒：1997年阿爾巴尼亞動亂期間武器遭搶劫，引發了衝突。不過，要保障武器儲備的安全，就必須採取地面行動，而國際社會沒有意願這麼做。因此，迫在眉睫的任務是保護周邊地區的政權。在馬利，這意味著把裝備匱乏、由能力欠佳的當權派子女帶領的軍隊打造成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
人們公認，必須給馬利提供裝備，但美國和法國都趕上選舉週期，因此這麼做太過敏感。相反，馬利政府收到了購買武器的資金。但由於沒有考慮到腐敗的風險，資金被劫掠一空。這導致政府軍在經驗豐富、鬥志昂揚、裝備精良的叛亂組織來襲時力不從心。這些叛亂者中包括帶著武器從利比亞返回的馬利雇傭兵。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士兵遭到屠殺，引發軍隊叛變，進而升級為權力爭鬥。
我只能認為，國際社會當時坐了下來，思考如何採取行動把疏忽大意造成的夢魘變得更加糟糕。國際社會切斷了新政權的資金來源，結果只是保證了進一步的軍事潰敗，政治進程破產。同時，國家和地區組織本應協調組成一支泛非洲部隊，重新奪回馬利北部，但2012年的非盟(AfricanUnion)選舉週期可能損害了合作。敵人先發制人，佔領了馬利其他地區，打破了這一原本從容的進程：他們還可能怎麼反應？
伊斯蘭分子的勝利觸手可及，可能會把馬利變成第二個索馬利亞。法國認識到這一點，派出軍隊，倉促干預。美國則無法置信，沒有立刻批准提供軍事支援，結果法國就單槍匹馬上陣了。因此法國的干預會很艱難——正如利比亞的情況顯示的一樣，歐洲缺乏軍事縱深，難以開展複雜的情報和後勤補給工作。
但法國別無選擇。如果馬利變成第二個索馬利亞，政治和經濟代價將非常可怕。即使僅僅從狹隘的經濟角度考慮，每年索馬利亞海盜給全球經濟造成的損失也高達20億美元左右，是贖金的30倍。正如阿爾及利亞的襲擊事件表明的一樣，撒哈拉就是印度洋，油氣設施就是油輪，因此馬利的代價將更加高昂。國際社會已經大錯特錯，沒有立場譴責阿爾及利亞對綁架分子採取強硬措施。西方私下付贖金的方式只會養虎為患。
現在怎麼辦？馬利需要生存保障。那些伊斯蘭組織裝備精良，還獲得一點恐怖分子的支援，但他們沒有政府來持續提供補給。阿爾及利亞和尼日利亞等地區強國面對同樣的威脅，因此成功與否與它們休戚相關。此外，叛亂組織四分五裂。圖阿雷格人不再與伊斯蘭分子結盟，伊斯蘭分子則因仇隙而分裂。如果美國和非盟現在採取行動，局勢可能依然有救。同時，恢復資金流動將有利於逐漸恢復更具包容性的治理：非洲的軍事政權已經過時了。
馬利的教訓是，必須把搖搖欲墜的局勢消滅于萌芽之中。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層更加深刻的含義——在非洲建立高效國家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保羅·科利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