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昭奎: “中日必有一戰”將是“創新之戰”
人民網北京1月22日電 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近日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1期發表《中日關係的辯證解析》。文章指出，中日兩國在亞洲構成一對複雜、多變、難解難分的矛盾。中日關係的發展和變化，就是一次次地產生矛盾，一次次地緩解矛盾，又一次次地面對矛盾上升、激化、緩和的週而复始的矛盾運動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說中日之間的主要矛盾一個也沒有徹底解決過。近年來中日之間的一部分矛盾從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2014年兩國矛盾激化到了“不能再激化”的危險局面，由此而出現了中日兩國政府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和習近平主席與安倍晉三首相會見，使中日關係迎來轉機。
中日關係新的轉機與變數：從非對抗性矛盾到對抗性矛盾
2014年11月，中日兩國政府就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有關問題達成四點原則共識，11月10日習主席與安倍首相舉行了簡短會見。這次會見是在中日兩國政治關係陷入僵局、釣魚島爭端處於緊張狀態的形勢下進行的，引起中日兩國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關注。
國家之間難免會有矛盾，在正常情況下都屬於“非對抗性矛盾”或“潛在的對抗性矛盾”。中日關係也不例外。然而，此次中日首腦會見的背景是中日矛盾圍繞釣魚島等問題已經發展到現實的局部對抗狀態，如聽任其繼續發展，就會走向現實的全面對抗狀態。而中日走向現實的全面對抗，就意味著兩國關係發生質變，從非敵非友關係演變成互為敵國關係，導致兩國之間引發戰爭的危險，從而將可能給中日兩國乃至世界和平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在這種情況下，習主席應約與安倍首相舉行會見，體現了一個大國領袖的崇高風範、宏達氣度和大局外交思維。
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次中日之間的“冰層”之厚度和深度大大超出了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臺時中日之間的“冰層”，由於兩國之間嚴重的“不信任感”依然沒有完全消除，中日再次“破冰”將可能是一個“時快時遲”、“有進有退”的緩慢過程。要使兩國關係平穩發展，逐步改善，防止橫生枝節，2015年的中日關係應該是“安靜”、少上某些報紙的頭條為好，以便給雙方的相關部門留足相互磨合的空間，切實遵循和落實四點原則共識，相向而行，積水成淵，積量變為質變，推動兩國關係走上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發展軌道。
歷史又翻過了一頁。進入2015年，中日關係的發展趨勢將可能是雙方進入在繼續處理兩國之間矛盾的同時，更加注重打理本國內部問題，在繼續解決兩國之間分歧的同時，更加注重尋求兩國共同利益的“新常態”。換句話說，中日關係好比蹺蹺板，一邊是相互合作與利用，一邊是相互防範與牽制。近年來，相互防範與牽制這一邊翹得太高，過度失衡，幾乎成“垂直狀態”；進入2015年，相互防範與牽制一邊有可能下來一些，相互合作與利用一邊則有可能上去一些，行穩致遠，漸漸趨向準平衡狀態。
中日關係從困境中走出，但仍然有著變數。安倍搞“突然襲擊”式的眾議院選舉後，安倍很可能再當四年首相。這就給他留下充足時間進行各種政治運作，特別是實現自己的夙願——修正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儘管其推行修憲之路未必順暢，但安倍繼續推行以修改“和平憲法”為中心的右傾化路線，仍可能給中日關係增添新的變數。
70年前，日本在“戰後體制”下走和平發展道路，實現經濟騰飛，帶動了亞洲的發展繁榮，使日本成為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大國和現代化國家，然而，如今日本領導人卻執意要擺脫這個曾給日本帶來巨大好處的體制。具體到日本的發展道路，未來將可能出現的對戰後體制的否定，是對戰後體制的繼承和變革這兩者相統一的“揚棄”，而不是“回歸”到那個可怕的戰前體制。安倍卻利用一般意義上的修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修憲”中塞進自己的私貨，將矛頭直指憲法第九條。顯然，把安倍所謂的“擺脫戰後體制”與他修正侵略歷史、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等行徑結合起來看，不能不令人懷疑他對戰後體制的“擺脫”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對戰前體制的“回歸”，讓“曾經的強權國家和極端國策重現”。
顯然，安倍的“擺脫戰後體制”帶有濃厚的“回歸傳統”、“回歸戰前”的色彩，是背離歷史前進方向的倒行逆施，不能不使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對日本政府能否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產生極大擔憂，同時也會對中日關係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因為只有共走和平發展道路，中日關係才能真正得到改善。
中日關係的長遠發展：從“借美制華”到“戰略機遇”
多年來，由於日本推行“借美制華”政策損害了中國核心利益，從而與堅定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國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
200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闡述日美結盟政策時稱：“在政治及經濟上中國大陸的力量均將強大化，因此美日在對華政策上將擁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將會合作來牽制中國。從中長期而言，日本將會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追求某種自主性，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追隨中國。”
可以認為，薩繆爾?亨廷頓對近期、中長期日本對外政策的預言基本上與事實相符。當前，日本統治者以“日美合作牽制中國”思想為指針的 “借美制華”政策，必然與中國對自身核心利益的堅定維護髮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當前，中國在東海、南海與日本、菲律賓等國之間存在的島嶼主權和海域劃分爭端與“中國的核心利益”中的“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之間都有聯繫。堅持以和平的外交手段解決以上爭端，將可能對維護核心利益中的“國家主權”、“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等均做出正面的貢獻，起到促進的作用。反之，如果因為上述爭端與相關國家之間形成長期對抗關係甚至爆發武力衝突，則意味著為了核心利益中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而與核心利益中的“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之間形成互為牽制的局面。顯然，為了落實中國外交的最大課題——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我們應致力於做到維護核心利益中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與維護核心利益中的“國家安全”、“國家統一”、“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穩定”、“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之間形成相互促進的關係而不是相互牽制的關係。
中國是世界上陸地邊界線最長的國家，與俄羅斯、印度等14個國家接壤。與此同時，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在東海存在著海洋邊界劃分問題，與日本之間存在著釣魚島爭端，與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汶萊等東南亞各國在南海存在著海洋邊界劃分與島嶼主權爭端。以上問題的總和直接觸動了中國核心利益之中的“國家主權”利益和“領土完整”利益，並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到其他四項核心利益，特別是影響到“國家安全”利益。至於以上每一項領土爭端（例如中日釣魚島爭端、中菲海域爭端）相對於“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兩項核心利益的總體而言，則屬於局部利益。
從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與美國鷹派政治家共同策劃“購島”、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以來，中日圍繞釣魚島的領土主權爭端和東海海域劃界爭端曾經發展到白熱化的地步。顯然，這個爭端是由日本方面挑起的，而從中國方面看，所謂中日“島爭”也成為中國外交和軍事鬥爭的一個空前突出的熱點。雖然釣魚島的領土主權爭端和東海海域劃界爭端相對於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總體利益而言，乃至相對於中國六大核心利益的總體利益而言，顯然是屬於“局部性核心利益”，但是，事關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某些核心利益的局部性，並不意味著它在各種核心利益當中受關注程度和戰略優先順序必然是靠後的。因為它是由於日本方面不斷對我挑釁與“激怒”才使這個局部矛盾不斷激化，而且上升到中日之間的“戰略對峙”。同時釣魚島爭端問題又與日本的錯誤歷史認識問題存在著密切關係，致使中日“島爭”在一個時期上升為我們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鬥爭的“最前線”，中日矛盾從非對抗性矛盾上升到局部的對抗性矛盾，在一定時期我與日方展開堅決的、毫不妥協的鬥爭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然而，應該看到中日關係“現在處於一個歷史性重構的長進程中，看待中國與周邊關係，要放在這個百年重構的長進程中，要有長視野，要有戰略耐心”。此處所說的“百年重構的長進程”，恰與前文中薩繆爾?亨廷頓所言“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追隨中國”的預言相對應。那麼，日本在什麼條件下會走到“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追隨中國”的境地呢？從日本一貫追隨先進、服膺強大的民族秉性來看，“這個條件”就是要讓日本人的心理從目前的“一方面嫉妒中國的發展，一方面並沒有對中國服氣”的狀態真正轉變到對中國的先進和強大徹底服氣的狀態（當今日本人對華心理可概括為：對中國GDP超過日本的失落感，對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的優越感，對中國軍事力量崛起的恐懼感）。目前中國的GDP雖然超過了日本，但是經濟“存量”依然不如日本，每人平均生產性財富只及日本的幾分之一。
丁學良認為，“這個條件”就是中國再次成為“文明輸出國”，而“要使當代中國對日本的衝擊上升到‘黑船來航’對日本衝擊的更高文明水準，中國本身就必須首先達到‘文明全面復興’的高度”。這意味著解決中日之間的問題的根本，還在於搞好我們自己的事情，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經濟繁榮、政通人和、文明健康、以德服人、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大國，不僅實現“中國夢”，而且引領“亞太夢”，正可謂“小勝靠力，中勝靠智，大勝靠德，全勝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
從這個長遠目標反觀當前，我們應根據形勢發展，審時度勢，在全面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處理好維護各種核心利益之間的關係，處理好維護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之間的關係，對維護各種核心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力度和優先度進行適時的合理調整，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外交努力，努力化解熱點問題，防止“熱點”變成“爆發點”，避免周邊地區長期存在與我們勢不兩立的“敵國”，以維護和延長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中日矛盾焦點：“中日必有一戰”將是“創新之戰”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戰爭與和平問題一直是中日矛盾的焦點。看當今中日之間的主要問題：歷史上日本的戰爭、戰敗與戰後是“過去的”戰爭與和平問題；釣魚島爭端是“現在的”戰爭與和平問題；安倍“修憲”使日本成為“能進行戰爭的國家”，是“將來的”戰爭與和平問題；2014年安倍,多次提出“積極和平主義”，其實與100年前一戰肇事者們所做的“和平秀”在邏輯上並無二致，這就是“和平誠可貴，不惜用戰爭來捍衛它”；2015年夏季，據報道“安倍將借二戰週年紀念之際發表其對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令人拭目以待。總之，中日之間的幾乎所有主要問題，都牽連到同一個問題，這就是戰爭與和平。
在軍事領域的矛盾是中日矛盾中最深刻、最尖銳、最具有剛性的結構性矛盾。為了落實中日四點原則共識，固然需要加強民間交流，加強環保合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解決好“戰爭與和平”這個根本問題。
（一）中國的對日“軍事鬥爭準備”應提升到軍事創新境界
中日首腦會見後，儘管中日關係出現了緩和的跡象，但日本“借美制華”的軍事戰略並沒有改變，中國仍然需要做好軍事鬥爭準備，而且在“軍事鬥爭準備”方面也要“轉方式、調結構”，注意保護環境，從數量型的軍備走向品質型的軍備。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8月指出，我們要“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新”。筆者理解“軍事創新”的基本含義是：由於技術革新，使過去不可能實現的各種新武器等組成的新軍事系統的開發成為可能，進而引發對各種新武器等組成的軍事系統加以運用的戰略戰術、作戰思想、戰爭模式、組織體制、軍事管理髮生相應的深刻變革。根據“軍事創新”的基本含義，可以看出：“軍事創新”的原點在自然科技革新，“軍事創新”的內涵涉及軍事思想、軍事管理、軍事組織等等，則離不開社會科學的支援，總之，包括自然科技和社會科學在內的科學技術構成了“軍事創新”的核心，構成了一國的經濟力、軍事力乃至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
（二）注意應對日美“軍事技術同盟”的挑戰
在推進軍事創新過程中，我們特別需要注意軍事技術創新與民用技術創新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的內在機制。長期以來，美國軍方緊盯高度重視研發的日本民間企業，從其民用技術開發活動中吸取創新武器技術。這個事實表明，在電子、材料、鐳射、精密機械等尖端技術領域中，軍用技術與民用技術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分界，而是既具個性，又有共性，既互相區別，又可互相利用和轉化。例如美國開發隱形轟炸機等隱形武器使用的塗料，就是從日本一家中小企業提供的用於家用微波爐的電波吸收材料樣品中得到啟發。美國與擁有領先於世界的民用技術實力的日本結成“技術同盟”，成為它在同蘇聯的軍備競賽中奪取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借力日本的民用技術開發新式武器的事例啟發我們：要高度重視高技術的軍民兩用性和轉用性，使軍事科技創新與民用科技創新達到相互促進、相互轉化、相互刺激創新靈感的互動境界，為達到這種境界，必然要推進整個國家的科技體制的創新。
眾所週知，長期以來正是“創新”成為美國維持強大軍事力量的原動力。美國不僅依靠從全世界吸引優秀科技人才等措施提高其軍事科技研究水準，而且通過加強“盎格魯—撒克遜五國同盟”的緊密的軍事技術合作和協同關係，通過加強與日本之間的軍民兩用技術的交流與合作，來增強其作為西方軍事技術霸權國的地位。這意味著中國與之進行軍事創新競賽的對手是以美國為首、包括日本在內的大半個西方陣營。
戰爭的邏輯在本質上就是矛盾運動的邏輯。“有矛必有盾”，矛越銳，盾越堅；盾越堅，矛更銳。恩格斯說過：“兩個陣營都在準備決戰，準備一場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戰爭……只有兩個情況至今阻礙著這場可怕的戰爭爆發：第一，軍事技術空前迅速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每一種新發明的武器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在一支軍隊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發明所超過；第二，絕對沒有可能預料勝負，完全不知道究竟誰將在這場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
當前，“資訊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這將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從科技創新這個原點和基礎出發，依靠自主創新掌握最先進的高精尖武器的核心技術，構築日新月異的武器系統、與時俱進的軍事戰略、超越傳統的作戰思想、靈活機動的軍事指揮和管理體制，努力打破“瓦森納國家群”對我的技術封鎖，加強武器技術乃至武器概念的創新，同時減少資源被消耗在購置大量“幾年不用就變成難以處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
（三）“中日必有一戰”將是“中日創新之戰”
十年前，美國五角大樓預計，隨著全球人口在2050年向100億大關逼近，戰爭將在2020年定義人類生活。這是“所有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源”。“到2020年，毫無疑問將會有大事發生。隨著地球的負載能力減弱，一種古老的模式將重新出現：世界將爆發對食品、水與能源進行爭奪的全面戰爭，戰爭將定義人類的生活。” 然而，越來越多是人們開始質疑戰爭是否是解決世界問題的最好手段，因為戰爭將加速消耗資源並破壞已經脆弱不堪的自然環境，當今日本右翼勢力推行戰爭擦邊球政策的最大危險就是只想著右翼的政治理念和當下執政者的政治利益而缺乏“為當代人和子孫後代著想”的人類良知。這個“人類良知”就是：在地球環境已經不堪忍受產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沉重負荷的情況下，不要再雪上加霜，把一個打得稀爛的地球留給後代。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美國學者提出2012∼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中美創新之戰”，因為理智最終總是會佔上風，認識到應該推動創新與技術的轉變，促使創新與技術的著眼點置於解決人類面臨的真正重大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人類的生存而非殺戮。三年前，中國一位軍隊領導人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說：“中國搞經濟建設是為了解決好13億人民的生活，使他們的日子過得更好，而不是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去挑戰美國。美國人民的生活水準高出中國人民生活水準12倍，如果我們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挑戰美國，中國老百姓也不會答應。”總之，針對當今複雜的國際形勢，搞軍備競賽是下策，積極推進包括軍事創新在內的“創新競賽”才是上策，而所謂“中日必有一戰”也必將是“中日創新之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