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二戰勝利離不開中國的巨大貢獻
早在抗戰之初，毛澤東就曾指出：“偉大的中國抗戰，不但是中國的事，東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
今天，當我們邁進21世紀，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全球視野下，以一定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審視這場發生在70年前的偉大而驚心動魄的戰爭時，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抗日戰爭不僅是中華民族自身獨立與解放之戰，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進而為推動戰後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二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宏大的事件之一，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對抗、光明與黑暗的較量。中國不僅積極參加了這場空前偉大的反法西斯戰爭，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國之一，中國戰場是開闢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經濟損失和民族犧牲最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有力支援了盟國在各戰場的作戰。中國，是傑出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盟友。
打響反法西斯戰爭第一槍
中國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戰中抓住了機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幟，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戰爭策源地，中國是最先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1931年9月18日，中國人民打響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一槍，長達十四年之久的抗戰隨即開始，中國因此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開始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日本歷史學者井上清在《太平洋戰爭史》一書中，甚至認為“九一八”事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盧溝橋事變，在長達六年的局部抗戰期間，世界各主要大國，除了給中國部分道義聲援外，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行徑，採取了綏靖政策，甚至為虎作倀，坐視日本擴大對華侵略戰爭。
在這艱難的六年抗戰中，積貧積弱的中國獨自扛起了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大旗，進行了轟轟烈烈的一系列抗戰，大的抗日戰事有：1932年淞滬抗戰，1933年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1935年綏遠抗戰，還有東北義勇軍、東北抗聯成千上萬次作戰，其中不乏成功的作戰行動，如廟行大捷、鏡泊湖連環戰、百靈廟大捷，取得了震驚中外的戰績，彰顯了中華民族威武不屈的本色。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人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旗幟下，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進行全面抗戰，並迅速形成了兩個抗日戰場，即國民政府指揮的正面戰場和中國共產黨開闢的敵後戰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先後將其陸軍30余個師團（佔其陸軍94%），海軍第2、第3艦隊（約佔其海軍兵力2/3），航空部隊的18個中隊（約佔其航空部隊60%），投入到中國戰場，妄圖在幾個月內征服中國。然而日本軍國主義打錯了算盤。
中國軍民同仇敵愾，以落後的武器抗擊敵人，表現出了大無畏的民族氣節。儘管勢單力薄、物質匱乏，仍始終以血肉之軀築成長城，屹立在反法西斯戰場上。
1936年5月義大利吞併衣索比亞，中國仍巍然屹立著；
1938年3月德國吞併奧地利，中國仍巍然屹立著；
1939年3月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仍巍然屹立著；
1939年9月德國侵佔波蘭，中國仍巍然屹立著；
1940年4月，丹麥敗降；5月，挪威淪陷；接著，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相繼淪亡。
但在亞洲，中國雖然失去了半壁河山，仍頑強地堅持抗戰。
當年，目擊中國抗戰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頗有遠見地指出，“這種情況同拿破侖當年在俄國所遇到的日益加劇的困境相似”，日本雖然暫時勝利，但“絕不可能勝利結束戰爭”。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年多時間裏，中國人民實際上是單獨抗擊著日本在海外的全部軍事力量，並且給予日本侵略軍以巨大的打擊。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止，在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擊下，日軍已傷亡44萬餘人，損失飛機785架，飛行員1000余人。慘重的損失，使日本國力大耗，無力再向中國發動戰略性進攻，從此走向下坡路。
正如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所稱讚的那樣，“中國人民在這次戰爭中是首先站起來同侵略者戰鬥的。”中國在近代落伍了，但在二戰中抓住了機遇，率先高擎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幟，開闢了世界上第一個反法西斯戰場，站在了歷史前列，代表了世界歷史的前進方向。
幫助蘇聯避免兩線作戰
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正如史達林所希望的那樣，已被中國人民“緊緊捆住”，無力發動侵蘇戰爭
日本軍國主義把蘇聯視作“絕對的敵人”，一直夢寐以求北進攻擊蘇聯。早在1933年，日軍參謀本部就制訂了對蘇作戰年度計劃。但一方面因蘇軍在遠東地區戒備森嚴，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聯，在東北地區開展抗日遊擊戰爭，使日軍如芒在背，打亂了日軍的計劃。
1936年11月25日，德日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公開把矛頭指向蘇聯。1938年7月29日，日本挑起張鼓峰事件，對蘇聯進行試探性進攻，但因受到中國抗戰的牽制，無法抽調兵力進行增援而告失敗。1939年5月11日，日本又向蘇聯挑起諾門罕事件，結果也因其94%以上的陸軍被牢牢地拖住在中國戰場而不得不向蘇聯乞和。
當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希特勒曾一再催促日本履行德、意、日軍事同盟條約，出兵遠東，協同德國夾擊蘇聯。日本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不少人主張利用這一“天賜良機”對蘇開戰。同年7月，日軍還進行了“關東軍特別大演習”，把關東軍的人數從30萬增至70萬人準備實行“北進”。但是，日本侵略者的手腳，正如史達林所希望的那樣，已被中國人民“緊緊捆住”，無力發動侵蘇戰爭。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也承認：“日本現在中國使用兵力很大，實際上(對蘇開戰)辦不到。”
日本軍國主義為了侵華戰爭的需要，不得不抽調大量關東軍去對付中國的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使日軍在中國東北的兵力與蘇聯遠東兵力相比始終處於劣勢。因此，即使在德軍進逼莫斯科城下，蘇聯處於嚴重危急的時刻，日本也不敢貿然向蘇聯進攻。當時蘇軍統帥部充分利用這一形勢，大膽作出決定，將遠東的精銳兵力不斷抽調到西線。這些調動加強了西線蘇軍的力量，為史達林格勒等重大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整個蘇德戰爭過程中，蘇聯把東部作為鞏固的後方基地，並在這裡組訓戰略預備隊，源源不斷地投入蘇聯反擊德國法西斯的戰場，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抗日戰爭拖住了大量日本陸軍。
有力策應盟軍太平洋戰場
日本歷史學者井上清認為，“在太平洋戰爭中，與其說日本為英美帝國主義所敗，倒不如說為中國民族鬥爭所敗更為重要些”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的抗戰拖住了日本“南下”東南亞，推遲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步伐。
日本對東南亞的豐富資源垂涎已久。早在1936年8月，日本廣田弘毅內閣就已提出：“帝國當前應確定的根本國策，在於外交和國防相配合，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1940年7月，日本近衛內閣提出：“除迅速進行中國事變之解決外，更須趁此良機，解決南方問題。”德國也極力促使日本南進，以打擊英、美等國的勢力。
但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像一條鐵鎖鏈一樣，捆住了日本法西斯，使其難以及時在戰略上呼應德、意法西斯的行動。這年秋，日軍在正面戰場上發動的第一次長沙會戰損失慘重，以失敗而告終。年底至次年初，經過兩期整訓的國民政府軍隊，部分地恢復了戰鬥力，向日軍發起了大規模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重擊。
在敵後戰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根據地愈來愈壯大，人民抗日武裝到1940年已發展到近50萬人。特別是1940年秋，八路軍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給駐華北日軍以極大的打擊，癱瘓了其在華北的交通線，迫使日軍重新認識人民抗日武裝。這一年，日軍傷亡總數達27萬餘人，因此，不得不把“南進”向後推遲了一年多。日軍寺內壽一大將無可奈何地哀嘆：“中日戰爭不結束，‘南進’是辦不到的。”
1939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中國戰場牽制的日本陸軍兵力在80%以上，從而牽制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相互勾結，延緩了日軍的“南進”步伐，為盟國贏得了寶貴的戰備時間。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的抗戰又對美軍太平洋戰場給予有力的戰略策應。太平洋戰爭初期，日軍幾乎佔領了整個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印度、錫蘭已無屏障可恃，印度洋門戶洞開，美國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亞也陷於孤立狀態。這時日本海軍艦隊司令部提出了西進印度洋與德軍會師，南攻澳大利亞以奪取美國反攻基地等狂妄計劃，氣焰十分囂張。但是由於大部兵力被牽制在中國戰場，日軍大本營未敢採納海軍的冒險計劃，僅在西南太平洋發動局部攻勢。盟軍的壓力大為減輕，戰線漸趨穩定。
中途島海戰後，日軍為了重新奪取戰略主動權，曾在瓜達爾卡納爾島同盟軍進行了長達八個月的爭奪戰，但日軍又因兵力不足而告慘敗。1944年盟軍轉入大規模反攻，中國正面戰場雖在豫湘桂戰役中潰敗，但敵後戰場積極主動地向日軍佔領的城鎮和交通線發起攻勢作戰。此時日本陸上兵力的64%仍被牽制在中國，太平洋和緬甸戰場上的陸上兵力僅為30%，盟軍不僅在海空兵力上佔絕對優勢，就是陸上兵力也大大超過日本，從而保證了太平洋戰場反攻的順利實施。到1945年春，中國軍隊進行的豫西、鄂北和湘西會戰，以秋風掃落葉的氣勢打敗了日軍，此後正面戰場乘勝轉入反攻。敵後戰場遙相呼應，發起了道清戰役、豫北戰役、南樂戰役、安饒戰役、蒙陰戰役、阜寧戰役等一系列大規模的攻勢作戰。
日本歷史學者井上清認為，“在太平洋戰爭中，與其說日本為英美帝國主義所敗，倒不如說為中國民族鬥爭所敗更為重要些”，日本陸軍主力“被死死地釘在中國戰場上，寸步難移”。
支援美英盟軍東南亞戰場
中國入緬作戰不僅確保了滇緬國際公路的暢通，還確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強了中緬印戰區盟軍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會師中東的企圖
1942年春和1943年，中國派出最精銳的部隊組成遠征軍，兩度入緬作為主力在英美盟軍配合下作戰，向世界顯示出了中國軍隊不俗的抗戰能力和戰鬥精神。不可一世的日軍突遭中國精銳部隊打擊，不得不哀嘆遇到了勁旅。在同古一戰中被擊斃的日軍指揮官橫田大佐在日記中寫道：“南進以來從未遭受若是之勁敵，勁敵為誰？即支那軍也。”
中國遠征軍第一次赴緬作戰，取得了一系列戰術性勝利，多次為英軍解圍。遠征軍第200師在戴安瀾率領下，在同古浴血固守，重創日軍，成功地掩護了英軍撤退。孫立人率新38師，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出被日軍俘虜的英緬軍官兵、美國傳教士及新聞記者500多人，以及被困的7000余名英軍。可惜，由於盟軍缺乏協調一致的指揮和行動，加上英軍畏敵如虎，執行錯誤的“棄緬保印”戰略方針，將中國遠征軍的勝果化為烏有。這次遠征作戰，雖敗猶榮，打出了國威。英美政府給遠征軍以高度的頌揚，給孫立人和犧牲的戴安瀾將軍授予功勳章。
1943年，中國遠征軍進行了第二次赴緬作戰。這次作戰，遠征軍勢如破竹，將日軍打得落花流水，擊斃日軍4.8萬餘人，徹底打破了日軍的“南進”計劃和其在緬北滇西的防禦體系，給予侵緬日軍毀滅性的打擊。入緬作戰不僅確保了滇緬國際公路的暢通，而且確保了印度的安全，增強了中緬印戰區盟軍的力量，粉碎了德意日法西斯借道印度、會師中東的企圖。
遠征軍入緬作戰的勝利也策應了盟軍太平洋戰場上的作戰行動，美國總統羅斯福給澳大利亞總理柯廷的電文中就說得很明白：“如果緬甸失守，依我看來，我方整個的局勢包括澳大利亞在內，將面臨嚴重的危險。”
中國遠征軍還牽制了日本緬甸方面軍預備隊，至1944年7月，滯留于緬北、滇西的日軍達10個師團又一個獨立混成旅團，使緬甸戰場日軍陷於被動，策應了英軍的英帕爾戰役，為英帕爾戰役的勝利創造了良好條件。英國方面指出：“英帕爾戰役是東南亞戰場的決定性戰役”。日本方面也承認，“緬甸戰局以悲劇性的英帕爾戰役為轉折，走向全盤崩潰的命運。”
（國防大學副教授 劉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