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高法院對陳水扁、吳淑珍涉及龍潭購地案、陳敏熏買官案判處重刑後，陳致中被臺灣某週刊報道指為“召妓”，而訴請恢復名譽並求償新台幣二百萬元案，高雄地院日前予以駁回，判決書認定陳致中有“五度召妓”的事實。
臺灣《中華日報》今日社論指出，扁、珍上述二案既已定讞，司法程式業已走完，法院依據事實和證據，給了扁、珍和社會完整的答案，自然已無論辯空間。至於陳致中“召妓案”只是一審宣判，如果陳致中不服，還可依法上訴。
司法調查審判，必須有事實和證據做為依據，陳致中如認為判決不公，就應提出被認定有“召妓”事實的“反證”，訴請上級法院推翻原判決。故而，陳致中有無“召妓”事實？就成為論辯焦點。
本案陳致中是原告，因某週刊報道他有召妓行為，他否認有此行為，訴請判決該週刊恢復他名譽，並求償新台幣兩百萬元。從訴之形式和目的看，陳致中所提為民事訴訟，要求恢復名譽；亦即，陳致中之訴以“否認召妓”為前提，既然他否認有召妓之事，被他所告的週刊就必須負舉證之責。如果週刊提不出證據證明所報道為真實，他即可透過司法途徑獲得清白。
社論分析，由是而觀，不論社會大眾如何看待男人召妓，陳致中對於被指召妓是絕對在意的；否則，他何必提出告訴？又為何以“恢復名譽”為訴之標的？故而，一審既然認定他有召妓行為，他一旦上訴，就必須針對召妓行為提出反駁，形勢因而逆轉，當初陳致中將舉證責任丟給週刊，他上訴後反而自己就得舉證了。
但陳致中卻一直閃避被報道、被宣判的召妓行為，為何如此？社會很難理解。如判決書指出，陳致中有兩支手機門號，而他當初一再向社會宣告，他只有一支手機，法院既做出和他說法不同的判決，他豈能不說明事實為何？再者，一審審理過程中，被告的週刊聲請保全陳致中所住“人文首璽”的監視錄影紀錄，法院派員前往執行保全，陳致中卻反對管理委員會提供。
陳致中的應對態度是不符合情理的，因為他提告的目的是否認召妓，基於急欲恢復名譽立場，為了證明自己蒙冤，應該主動提供監視錄影紀錄才對，為何當法院要求提供時，他卻執意反對？莫非錄影紀錄會出現于他不利的證據？
陳致中的反常舉措，也出現在法院審理過程中的“拒不出庭”，他的理由竟是“因為選舉太忙，沒有時間出庭”。須知他是原告，告人者不出庭為自己申訴，殊為少見。難道他在回避與被告當面對質？或是害怕法庭上會出現他無法解釋的證據？
同樣令人疑惑難解的是，判決後媒體第一時間問他“是否上訴”，他毫不考慮的說“判決太離譜”，當然要上訴。後來卻忽而說“會考慮上訴”，忽而又說“上訴到底”。上訴是控方與辯方（即兩造）的基本權利，陳致中上訴的態度未免顯得“飄移不定”。
社論最後表示，陳致中想要恢復名譽，唯有提出證據證明確無召妓，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是他當初提告並對社會宣稱“絕無其事”時就必須面對的現實。有人將陳致中提告解讀為“選舉需要”，那也是一種說法。不論如何，陳致中是否召妓絕不可能成為羅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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