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監察院”以八比三通過彈劾“檢察總長”陳聰明，又以七比四通過要求“法務部”須為“急速救濟”的附帶決議。“監察院”出重手，陳聰明以主動辭職回應。
臺灣《聯合報》刊載社論指出，臺灣首位新制“檢察總長”竟然走到被彈劾的地步，這不只是陳聰明個人的遺憾，更是司法體制的不幸。自陳聰明的角色表現成為社會重大爭議以來，我們一向主張，他應當明智處理自己的進退問題；即使自認無辜，但畢竟種種言行明顯已違社會期待，他作為檢察體系最高首長，為維護司法清譽及民眾對司法的尊敬與信任，縱然百般委屈，亦當果斷辭職。倘係如此，一則自己可以保有識大體的社會評價，另則亦使司法威信減低損害。然而，陳聰明卻將形勢拖到被彈劾的下場，一方面陳聰明使自己在司法倫理上成為惡例，另一方面亦在臺灣司法史上留下重創的傷痕。
陳聰明引發議論的言行甚多，但未必留下什麼違法的跡證；因此，“監察院”的彈劾理由，並未朝“違法”部分發展，而是往“失職”方面追究。比如說，彈劾理由指陳聰明與施茂林出入黃芳彥私宅聚會，又在“立法院”答詢時言詞反覆，甚至親自到已具證人身分的蔡姓建商辦公室；在這些情節中，“監院”調查即使認為有“犯罪嫌疑”，但都不易朝“違法”發展，而僅認定皆屬“失職”。其實，陳聰明引發的種種議論，並非僅此而已。譬如，坐視司法標準不一，政潮翻騰；唯此間出入，畢竟屬於檢察部門的獨立權責，“監察委員”縱覺不妥，亦未便深究。再如，陳聰明與黃芳彥過從如此，有否泄密及縱放的嫌疑；這雖是一個問號，但也非“監察院”所能論斷。總之，或許未曾掌握陳聰明“違法”的證據，但若謂其言行已屬“失職”，應當是符合社會公議的評價。陳聰明不應出現在黃芳彥的私宅聚會，不必談有否“違法”的證據，陳聰明皆必須在職位倫理上負起完全的責任。
社論分析，陳聰明主動提出辭呈，應是明智之舉。唯若走到被彈劾的地步，不知自省，而謂“監察院”“捏造事實，惡意攻訐”，恐將更使人失望，而形同又對自己在人格名譽的傷口上撒鹽；畢竟，“檢察總長”這個職位最重要的職守及責任，就是維持社會對司法的尊敬與信任，而陳聰明之已失社會信任，則是一個明顯而強固的社會共識。陳聰明處今日情勢，不妨自問：作為“檢察總長”，我還能維持民眾對我的尊敬與信任嗎？
“檢察總長”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特任官，在行政體系內無人能使之去職；所以，擔任此一職位者，在專業倫理表現上更應有高標準的自我要求。但是，陳聰明卻常涉瓜田李下，引發蜚短流長；而陳聰明未有急流勇退的“聰明”，非但使自己深陷泥淖，也重傷了司法的清譽與形象。這場風潮，原本可因陳聰明個人將之視作“倫理抉擇”，以辭退來減低自己及臺灣的損傷；如今卻是動用了彈劾，傷了陳聰明，也為“首任“檢察總長”的新制留下一個大傷疤。
陳聰明可議的言行，激發了等比例的強烈民憤。如前所述，陳聰明已失社會信任；民怨甚至認為，若不能處分陳聰明，整個司法體制都有問題；但陳聰明卻不知以辭退自處，而必欲將情勢逼到“監院”彈劾的田地。陳聰明似乎不知，“檢察總長”若不能維持其倫理角色，即已再無立足的餘地。其實，陳聰明的真正重傷，不在“監院”彈劾，而是在他失去了社會的尊敬與信任。
社論最後表示，陳聰明案是司法界的重大傷痛。若欲從中記取教訓，即應知社會的尊敬與信任是多麼重要。倘若失去了尊敬與信任，司法即失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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