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中國時報》今日刊載署名吳典蓉的文章表示， 和臺灣或其他地方的災難場景不一樣，日本從311規模9.0地震後的一連串災難中，一直沒有突出任何個人英雄，很可能因為所有的日本國民都已是英雄，一直到五十位壯士的出現。
是災難片拍得太寫實，還是這個世界模倣電影，從地震、海嘯、核爆、輻射擴散，這一連串恐怖事件，確實有如災難片成真。而五十位自願留守福島核電廠的日本技術人員，確實堪稱現代武士，典型的日本英雄，媒體也立即出現“五十壯士救日本”的想像。
文章指出，用災難片來隱喻災難，這是一種旁觀者的原罪，就像美國作家蘇珊．桑塔格所說，做為他國災劫的旁觀者，這是大眾媒體入我們生活後、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我們吃早餐看電視、報紙時，猝不及防、迎面而來的就是家破人亡的場景；桑塔格稱之為“旁觀他人之痛苦”， “有著旁觀、甚或懶於旁觀，他人之痛苦的曖昧特權”，如果旁觀者有罪，桑塔格要質疑的是，在怎樣的權力版圖上，有人可以高高在上、成為觀看別人的主體，有人則淪為被觀看的犧牲者、或客體。
相反的，臺灣面對日本震災，其實沒有這樣高高在上，甚至有時候完全忘記我們是旁觀者，而出現“參與的想像”，難怪有在野黨“立委”會與現實脫節，堅持要求“閣揆”要“降半旗”。
民間的反應則相對正面。事實上，臺灣向受難的日本人民學習，學習他們的自製、自重，也讓臺灣媒體學習尊重受難者，甚至可能是第一次學到尊重死者應有的合宜禮節。我覺得這是臺灣媒體在這次震災中學到最寶貴的一課。
但再如何想像的投入，畢竟臺灣還是旁觀者，觀看事件發展，常常就如在看災難電影一樣，預期會有好的結局。因此，五十位壯士也成了大家眼中的救星，但是電影這樣的隱喻可能會讓大家忘記更深切的反思，忽視了向來被稱為乾淨明亮的核能，不但已對日本造成巨大損失，而五十位英雄的肉身徒手，其實已到絕望的最後時刻，不見得能夠逆轉局勢。
文章最後表示，其實，災難當頭，已經不需要災難電影了，難怪華納目前暫時不打算在日本上映述說南亞海嘯慘劇的電影《生死接觸》；我們這些旁觀者大概也只能抱著旁觀的原罪，除了為日本祈福外，也要重新思考高科技的核能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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