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電影該不該植入廣告”漸成熱門議題。一直以來觀眾與媒體抱怨紛紛，近日卻又多了許多知名導演大倒苦水。在一個論壇上，香港導演彭浩翔大罵廣告植入“不要臉”，說它破壞了導演本身的藝術創作。而據導演何平爆料，馮小剛“某部電影快拍完了，投資人卻告訴他必須要補拍某些鏡頭——那些鏡頭在電影裏面根本是沒必要的，他氣憤到拍完以後把現場都砸了”，而周星馳在準備《功夫》時，有一個知名品牌的飲料商找到府要出7000萬港幣的植入費，但作為投資者的哥倫比亞公司調查後發現在電影裏的那個年代還沒有該飲料，就拒絕了。
這些言論及事件的曝出，對電影觀眾和各大媒體來說，簡直是大快人心——對植入廣告噁心慣了的他們終於又找到了同盟，而且還是電影導演。然而，我們不得不思考，馮小剛氣憤到砸場之後又發生了什麼？《天下無賊》《非誠勿擾》裏的植入廣告好像都還不少；再說周星馳的《功夫》，假如換成一個國內的經紀公司，那還會不會出現這樣斬釘截鐵拒絕7000萬投資只為尊重電影的製作人？
不難看出，砸場之後，留下的是導演們的無奈，而植入廣告肆虐、觀眾依然噁心的現實還是沒有改變——而且這種現象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從電影，到電視劇，到舞臺劇，連歌曲音樂也已被“盯梢”。說起來，馮小剛們還是中國一線的知名導演，尚且對植入費憤懣又無奈，那麼剛露鋒芒、名氣不響的年輕導演又情何以堪？有哪個能冒著得罪人的風險砸片場，又有哪個能有“魄力”一拒7000萬（或者有操守抵得住7000萬的誘惑）？馮小剛們之舉，委實讓人們看到了氣節與利益仿佛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臺灣導演鈕承澤說得透徹：“新導演拍第一部電影很難——沒錢，就比如當初的我；但只要你開始賣座，又陷入另外一種苦惱——太多錢找到府來，就比如現在的我。”
其實，哪怕是對於藝術行當，掙錢也不是什麼低俗的事。電影是正經營生，導演通過電影掙錢也是天經地義。只是，和所有行業一樣，得掙自己該掙的錢，不能老想著“越界”去掙快錢。市場化的社會中，票房就是這些導演該掙的錢；而觀眾的口碑，就是他們長期票房成績的保證。看看在中國電影億元俱樂部裏坐得最穩的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寧浩、陸川等人，他們的票房號召力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簡單靠植入式廣告培養出來的。前一段時間，電影《杜拉拉升職記》上映前，就曾得意宣稱“已經收回成本”，一度還成為影視界看好的一條可行之路。但可惜的是，作品的植入生硬卻“深入人心”，過於討好投資方，實在讓導演老徐的“才氣”大打折扣，雖然一時獲得了高票房，卻多少有點殺雞取卵之嫌。再看看寧浩的“瘋狂系列”，同樣是小成本製作，同樣是地道的商業娛樂電影，卻真正打出了寧氏藝術風格，故事講得精彩，錢也沒少賺，成為中國電影有口皆碑的電影典範。
片子要拍好，錢不能賺少，應該是所有電影人的夢想。但看看中國當下的電影投資體制，實在是沒有給這個夢想提供一個光明磊落、理直氣壯的坦途。如今多由廣告公司投資電影，或者乾脆直接讓產業資本參股，都是文化產業不夠發達的表現。因此，建立完善的新投資體制、良性而善意的投資環境是當務之急。對投資方來說，最好有專業的影視公司負責，其資金來源可以有票房收入，也可以通過金融服務和資本市場融資得來，由此將風險和收入社會化；對廣告商來說，請去拍廣告片；對藝術家們來說，別老是想著“越界”掙錢，電影也好小品也好，為了赤裸裸的收益而忘了操守破壞了藝術，最後一定是雙輸；而對觀眾，植入廣告從來都沒有適度不適度，觀眾拒絕一切非廣告時間插播廣告。（李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