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先生逝世後，媒體上刊發了許多懷念文章和報道。7月6日，中國青年報又以“吳冠中走了，說真話的人又少了一個”為題，報道吳冠中先生“生前事”。除了向國人和世界貢獻精品畫作外，吳冠中先生不怕得罪人，敢於直面現實詬病，坦陳己見的個性，也十分難得。
人們都還記得，作為一名畫家，他說過“一百個齊白石抵不上一個魯迅”的話；作為畫界元老，他直言“美協和畫院就是一個衙門，養了許多官僚”；作為培養學子的園丁，他批評教學評估檢查是“勞民傷財的活動”。直到晚年八十多歲，還在報章上不斷發文，批評民間惡習和社會管理之弊，像個率真的年輕人那樣地發表著自己的觀點。對他的觀點，當然可以有不同意見，但他直言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我常常在想，敢於講出真話，自然與一個人天生的性格有關，但更取決於人生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吳冠中先生其實也是一個“常人”，和他有過接觸和曾經採訪過他的記者似乎都能夠直接感覺和描述出他的“平常”之處。但他又經常能夠從事態的“通常”之處發現某些“特別”，並且十分敏銳地將他的發現呈現給世人，向人們發出警示。不怕得罪人，不畏權勢，似乎也不太講究講話的“分寸”。這一切，幾近到達了“出世”的境界，實非普通之人可以企及，也會讓我們為自己常有的膽小慎微、左顧右盼、私心雜念感到汗顏。
其實，無所求者最有所謀，社會給予的回報也必定是最為豐厚的。91歲高齡的吳冠中先生生前自毀了一大批畫作，捐贈了自己大部分精品力作，給國家和社會留下一大筆寶貴財富。而他那些犀利的言辭與評語，最近又被人們重新發現或者溫習，引發持續不斷的闡發和思索。這或許正是蒼天為這位“穿著家常的紅色夾克衫、頭枕自傳《我負丹青》永遠地和這個世界告別”的誠實老人的一種最佳安排。
吳冠中先生就這麼靜靜地走了。他在留給人們惋惜和長長悲痛的同時，也帶給許多人久久的無眠……或許，人們應該不斷地提問：吳冠中先生走了，我們這個社會上說真話的人真的會少嗎？人們或許還將追問：我們這個社會究竟還需不需要更多的吳冠中？真話對一個社會究竟意味著什麼？人們也許更應該自問：我們需要培植怎樣的社會土壤，才能使巴金、季羨林、任繼愈、吳冠中等老一輩文化人勇說真話的精神永遠不滅呢？
記得還在2008年的時候，年近九旬的吳冠中先生已經感受到了生命的緊迫。他將87幅畫作捐贈給上海美術館。他對上海美術館執行館長李磊說：“我有兩件事必須完成。”他說的兩件事中一件是“講真話”，還有一件是安置好自己畢生的畫作。如今，吳冠中先生已經完成了這“兩件事”。要說真話——這是吳冠中先生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