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在如今這個通訊與傳媒高度發達、交通極其便利的時代裏，方言的處境是愈發艱難了。
哪怕是窮鄉僻壤，百姓家中也大多有了電視。電視裏，無論是新聞，還是專題片或連續劇，還有領導人講話，多半都是用普通話的（儘管領導人都有些鄉音的痕跡，但是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濃重的地方口音已經很少了）。異地人士之間的交往，尤其是無法相互理解對方方言的人們之間對話，當然也都要依賴普通話這個紐帶。遠離家鄉的大學生和從農村到城裏打工的農人，也要學一點普通話以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嚴之需。這自然帶來了人際交往的極大便利。
“車同軌，書同文”，我們帝國早期的這種努力仍然不乏後繼者。為了強化普通話的優勢地位，全國人大常委會還于2000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在諸多行業、機構以及場合裏必須使用普通話。例如在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中，要以普通話為基本教學用語。在廣播電視電臺中，要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語言。假如要使用方言播音，則必須得到國務院或省級“廣播電視部門”批准。
不僅如此，廣電總局等相關管理機構還時常對於某些“違規行為”發出禁令或作出處罰，使得方言的生存空間愈發逼仄。例如2005年廣電總局就發出過《關於進一步重申電視劇使用規範語言的通知》，要求電視劇語言（地方戲曲片除外）應以普通話為主，一般情況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標準的普通話。而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視劇、少兒題材電視劇以及宣傳教育專題電視片等一律要使用普通話。電視劇中出現的領袖人物的語言要使用普通話。同一年，廣電總局還發出了一個“自律公約”，明確要求電視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話，不模倣港臺腔及其表達方式。”而且，主持人隨意夾帶外語、用方言播報的現象也在明令禁止的範疇之內，“不模倣地域音及其表達方式，不使用對規範語言有損害的口音、語調、粗俗語言、俚語、行話，不在普通話中夾雜不必要的外語。”特別針對“港臺腔”的指責引起了很大關注和爭議。
凡此種種，都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政府的意圖，那就是普通話的應用範圍越廣越好，相對應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間越少越好。這種決策導向究竟會對文化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我們都知道，語言的豐富意味著思想的多樣化。讀過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人，都會記起大洋國的領導人所採取的一項措施，即通過減少語言中的詞彙量來抑制人們的思想空間，從而有助於維護專制統治。方言不僅語調上不同於普通話，而且每一種方言都有很多特殊的詞彙和特殊的表達，它們很難轉化為普通話。例如，四川方言裏“寶器”（不知是否是這兩個字），意思究竟是什麼，四川人常說那難以翻譯成為普通話，它含義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難體味和妥帖地使用。我的家鄉膠東方言裏有“刺鬧”一詞（《西遊記》五十二回裏也有“刺鬧殺我也”的說法）。這個詞可以用來表達普通話裏“癢”的意思，但是，假如說一個人“挺刺鬧的”，那卻並非說這個人為人處事讓人有一種癢的感覺。慣於說方言的人，突然改說普通話，往往語詞變得很貧乏，原有的那些生動的表達統統用不上，也是因為方言中太多的內容在這種轉換中丟失了。為了我們語言的豐富計，是否要對方言有一種寬容仁厚的態度？
方言的存廢還直接影響地方戲曲和其他藝術的興衰。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裏，地方戲的大規模消失已經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最近的十多年間，在通俗音樂和電視的擠壓中，地方戲的處境更是空前危難。我看到一篇新華網的報道，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地方戲二十種不及挽救而滅絕（“中國地方劇種：生存還是毀滅”，新華網2004年9月24日）。其實，除了通俗音樂以及電影、電視劇等的排擠之外，作為地方戲基礎的方言的邊緣化也是地方戲面臨毀滅的重要原因。沒有陜西方言就沒有秦腔，沒有寧波話就沒有甬劇，假如蘇州人不再說蘇州話，崑曲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當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的時候，我們是否應當反思過於急切地推廣普通話和打壓方言給各種地方戲帶來的損害？
談起方言，我不能不想起趙元任先生。在現代中國學人中，趙元任是當之無愧的語言天才。當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學，趙元任擔任翻譯。所到之處，趙元任一律用當地方言進行翻譯，一時傳為佳話。能夠像他那樣熟練地說三十多種不同中國方言的學者恐怕是鳳毛麟角。今天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話外不會說任何一種方言。不知道別人的經驗，我個人每當回到家鄉，或者在他鄉遇到膠東人，說起膠東話，心中都會涌動著一種對家鄉溫馨的情感。如果說熱愛家鄉還算是一種值得讚許的感情的話，那麼，如果鄉音都死去了，我們倣著賀知章的經歷，“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卻是——“兒童相見話不懂，國語應答何苦來”。那可真是悲劇呢。
每當想到這樣的未來，我的心裏總不免有些拔涼拔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