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日戰爭，不能不提到張學良。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共同發動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主導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國共兩黨從此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舉國抗戰的局面開始形成。不過，張學良也因此被蔣介石囚禁達數十年之久。
在張學良被囚禁的幾十年中，以在貴州的幾年最為不幸。1938年11月住進修文縣陽明洞後，因缺乏思想準備，張學良在精神上一度極為痛苦。以後，又輾轉幾地，直到1946年11月經重慶遷往臺灣。在這段艱難的日子裏，魯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給了張學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於他曾打算要全面研究魯迅的思想。雖然張學良最終並沒有對魯迅的思想展開全面系統的研究，但仔細體會魯迅著作對張學良的影響，對於我們理解張學良為何會發動西安事變或許有所幫助，對於我們理解抗日戰爭那段歷史也會有所啟發。
張學良究竟何時對魯迅的著作發生興趣，至今尚無人提及。就目前所知，他至晚在1941年就已經在閱讀魯迅的著作。使他對魯迅產生濃厚興趣的，是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讀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我從來不懼怕什麼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說——確是得說他是永生。”
這段時間，張學良有點迷上了魯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中間說道：“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處所。”張學良的這番話，應該說是見道之言。1942年7月28日，張學良還託人買到一部舊的《魯迅全集》。在張學良看來，魯迅的文字刺痛了他，但魯迅的思想就是“維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須臾不能離開。1942年8月27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後，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時，她是‘維他命’，人生永遠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貴的補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不過由他提煉發現了，好像大夫們由米糠裏提煉‘維他命’一樣。”張學良在這裡對魯迅思想的比喻極為形象——是“維他命”而非“芙蓉膏”。
我們知道，使張學良對魯迅產生濃厚興趣的《魯迅雜感選集》的編者何凝，實際上是瞿秋白的筆名。瞿秋白所編的《魯迅雜感選集》一書選錄了魯迅自1918年至1932年所寫的74篇雜文，1933年由青光書局出版。在書前的長篇序言中，瞿秋白對魯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了詳盡的介紹，充滿著鮮明的階級性和戰鬥性。魯迅投槍匕首般的雜文，經瞿秋白的選編，深深地打動了張學良，使他感覺到魯迅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學良，在魯迅文字之前竟然“發抖了”。作者（魯迅）——編者（瞿秋白）——讀者（張學良），在這裡被貫串了起來，顯示出某種意義。雖然目前來看，張學良讀魯迅的著作是在西安事變之後，但張學良能夠在魯迅的文字面前“發抖”，說明他慧根不淺，也有想救中國大眾“出水火，登衽席”的情懷。可以設想，一個麻木的奴才、無行的文人，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發抖”的。從張學良對魯迅著作的這些評價，我們似乎也更容易理解為什麼他會發動西安事變，也更能明白當時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何能得到那麼多人的支援。（郭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