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的《東方早報》報道了俄羅斯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盛大閱兵式，慶祝衛國戰爭勝利66週年。有意思的是新聞的標題，是“俄總統令軍隊加強‘紅色教育’”。這個標題讓人吃了一驚：前幾天才看到新聞，說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頗有“自由化傾向”，這樣的人會命令俄羅斯軍隊加強“紅色教育”，當真出人意料。
但仔細看了新聞，裏面卻沒有一個詞提到“紅色教育”——難道只是因為閱兵式在“紅場”舉行，就是“紅色”的麼？然則在“白宮”舉行的國宴，都是“白色”的了？梅德韋傑夫在講話中，只是說了“這些年來，我們忽略了軍事愛國主義教育，而今我們已做好準備填補這一空白。”媒體的報道，顯然是將“軍事愛國主義”與“紅色教育”混淆了。
這種混淆似是而非，值得辨析。“愛國主義”在俄羅斯有著非常複雜的涵義。舉個例子，俄羅斯一個著名的愛國主義歌劇《伊凡·蘇沙寧》，“是俄國民族音樂創始人格林卡開始開拓國民主義道路的最早作品，具有紀念碑式的意義”。這首歌的另外一個名字，叫《獻給沙皇的生命》，描述的是民族英雄伊凡·蘇薩寧自波蘭人手中解救沙皇的故事。這樣的歌劇是不是屬於俄羅斯“愛國主義”文化的範疇？梅德韋傑夫這次並沒有說得那麼具體，但從近年來俄羅斯官方民間重新確立彼得大帝歷史地位的跡象判斷，大概很難將其排除。那麼這個歌劇能不能算作“紅色教育”呢？從歌劇的別名來看，不難得出答案。
看起來，媒體在報道這個新聞時，出現了短暫的“色盲”。這種“色盲”在有些情況下，會起到意想不到的影響。
前不久，有報載：“‘五一’前後上級單位發通知給電視臺，對5、6、7月份衛視播出的電視劇題材，進行了嚴格規定，諜戰、涉案、言情題材都在禁播之列。”
這則新聞見報不久，就有外媒議論，說5到7月，“中國熒屏將只能播出‘紅色劇’”。本以為這只是一些外媒的臆斷，後來才發現，一些國內媒體也都是這樣報道的。
但在有關的報道中，同樣沒有看到“上級單位”曾經要求“只能播‘紅色劇’”。不僅沒有提到“紅色劇”，據報道，“總局還有另外一項口頭通知，要求各衛視在5月至10月間不排播苦情劇和年代戲，建議播出更多貼近現實生活、反映積極向上風貌的電視劇。”那麼，媒體是依據什麼將“諜戰、涉案、言情題材”之外的電視劇都視為“紅色劇”，以及將“貼近現實生活、反映積極向上風貌的電視劇”與“紅色劇”等同，就不得而知了，大概，只是“想當然耳”。
其實，在特定的時期對播出的電視劇進行指導，向來如此，本合乎國情實際，合乎慣例。但有些媒體這種“色盲”式的誤讀，不僅莫須有地生造出“要求播放‘紅色劇’”的新聞，使一些外媒有了置喙的空間，更可能形成超出管理部門本意的導向效果。比如在這種報道出來後，不免會形成各地電視臺的攀比、跟風，唯恐成為“落後分子”。其實究管理部門本意，又何嘗以“顏色”作為衡量電視劇可播或不可播的唯一標準過？只是“貼近現實生活、反映積極向上風貌”麼。
“紅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是一個具有強烈象徵意味的正面的顏色稱謂。它曾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進程，並且，這種影響仍在持續。正因如此，對“紅色”的界定，就需要更客觀、嚴謹，至少該知道在俄羅斯，“愛國文化”和“紅色文化”就是兩個既不互相隸屬也不互相矛盾，不可以彼此代替的概念，否則，就難免犯“俄羅斯加強‘紅色教育’”的笑話。理解並正視“紅色”在我們社會文化中的現實地位，並不意味著凡事都以顏色論，“非紅即黑”，更不表示將所作所為冠以“紅色”之名，就立刻使之具有正當性。這只會使“紅色”成為一個什麼都能裝的“筐”，反而降低了“紅”的成色。
在資訊社會，媒體不怕有“色”，只怕“色盲”。至於那些“想當然”的媒體，不止是專業性欠缺的問題——原本似堂堂正正的事情，因為“無中生有”誤讀，反而失卻顏色，這才是“無意識色盲”的悲哀。（宋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