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櫻桃紅了。
這個時候的白鹿原，便進入一年裏最紅火的時月。原上原下和原坡，新修的水泥大道和田間小徑，便呈現著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車流和人群，這是西安城裏的男人女人或搭夥結伴或扶老攜幼摘櫻桃來了。他們散漫在櫻桃園裏，伸手攀下綴滿或紫紅或金黃的櫻桃的樹枝，摘下一串一串熟透的櫻桃，填到嘴裏，便發出舒心的讚嘆，好鮮好甜吔。更有男孩或女孩，攀爬到樹上，從樹梢上摘下最大也熟透的櫻桃極品，下樹來送到情侶手裏，會心的微笑裏盪漾著別具一格的浪漫。喧嘩聲嬉笑聲和呼朋喚友的聲浪，此起彼伏在櫻桃園裏。原上原下通往櫻桃園的大道和小路兩邊，擺滿了盛著櫻桃的筐籃和紙箱，叫賣聲議價聲嘈嘈一片，交易活躍。我看著那些抱著一箱箱櫻桃乘車離去的男人和女人欣慰的臉色，無疑是北方這種鮮果獨有的滋味帶來的。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出售櫻桃的賣方收款裝錢的動作，無論農夫農婦抑或小夥姑娘，從買方手裏接過錢來數一數，儘管數錢的手指的動作有靈巧和笨拙的差別，而臉上的表情卻無多大差異，不見驚喜，更不見得意，多是數過之後塞入挂在胸前的布兜，無論三十五十乃至三百五百，都是以習慣性的動作塞入布兜了事，又忙著招呼圍過來的新的顧客了。他們一把一把往布兜裏塞著錢時所顯示的平靜而又平常的表情，可以透見原上原下鄉民的心理氣象了。
這裡的櫻桃，在我已形成難以化釋的情結。
我至今依舊清楚地記得，46年前的1965年，我在《西安晚報》發表過散文《櫻桃紅了》，是歌頌一位立志建設新農村帶領青年團員栽植櫻桃樹的模範青年。這是我初學寫作發表的第二篇散文，無論怎樣幼稚，卻鑄成永久的記憶，櫻桃也就情結於心了。櫻桃在我生活的白鹿原地區，是當地鄉民種植的諸如桃、杏、沙果等果類中的一種，多在原坡不能種植莊稼的坡地上生長，沒有資料顯示何朝何代開始栽植這種水果；村子裏年齡最大的長者也說不清，只記得自己穿開襠褲的幼稚年紀，就吃櫻桃，吃著自家園裏的櫻桃還嫌不夠味兒，常常結夥偷摘品嘗別家的櫻桃。當地人自古以來不稱櫻桃，稱作瑪瑙。如果依這種水果的果形和色彩而論，瑪瑙遠比櫻桃更為恰切也更富詩意，那綴滿樹枝的一嘟嚕一嘟嚕或鮮紅或金黃的小顆粒，活脫就是一串串珍珠瑪瑙。
加深且加重這種櫻桃情結的另一種因素，說來就缺失浪漫詩性了。我在白鹿原地區生活和工作大半生，沉積在心底的記憶便是窮困的種種世相。不單是我和我的家庭，整個白鹿原的鄉民，從年頭到年尾都糾結在碗裏吃食的稀了稠了有了空了。尤其是我在公社（現稱鄉或鎮）工作的十年時間裏，體味尤深。每年交上5月，即民間俗說的青黃不接的時月，一些生產隊（即今村民小組）的幹部便三天兩頭趕到公社來，堵住分管糧食的幹部，百般申述缺糧的困境，要求多給他們分配救濟糧食。這些求助的生產隊幹部，多是來自白鹿原北坡上或大或小的村莊。坡上溝道裏有小股泉水，僅供人畜飲用，“學大寨”大潮中修建過一些蓄水池，效益甚微；北坡上的田地，多為跑水跑肥不蓄墑的薄田，僅種一料莊稼的小麥產量，頂好的年份不過200斤，遇到乾旱缺雨的災年，稀疏矮小的麥稈兒搭不住鐮刀，只好用手撅拔，俗稱“猴拔毛”，產量就可想而知了。上級調撥下來的救濟糧可以說是杯水車薪，分管糧食的專幹即使慈心軟腸也只能撒胡椒面兒。那時候的櫻桃雖然依舊開花結果，卻當不得飯吃。尤其在“學大寨”學得幾乎發瘋的“文革”後幾年，許多生長在坡地上的櫻桃樹，因為修造梯田而砍掉了。有倖存留的櫻桃樹，在青黃不接的5月初成熟的櫻桃，由社員摘下再送到指定的國營商店，換回的有限的錢款，成為生產隊空乏已久的錢櫃裏的庫存，首先作為頭等合理開銷的項目，便是給發生疫情的牲畜作療治費用，彌足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