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佔17%。(8月6日《重慶晚報》)
儘管如今社會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不同階層之間流動的渠道也在增多。但客觀地說,對於農村的孩子,高考依然是改變其命運的最根本途徑。他們不像城裏的孩子,除了通過高考改變身份之外,只能以打工的方式接觸城市——當然,還有其他的方式,但都是“非主流”的。而農民工從來都是一個尷尬的身份,非工非農的生活方式,讓他們既難回鄉、又難進城。
所以,農村孩子改變命運的最佳途徑還是高考。高考對於他們不僅是一次人才選拔機會,還是一次命運改變契機。事實也是如此。在恢復高考之後,無數人因為高考而實現了命運的改變,而這些人中很多就是那些世代為農的農村孩子。如果沒有高考,也許他們的命運就像他們的父輩一樣,依然辛苦地在田間勞作,或者帶著無限的憧憬和羨慕在城市打工。
農村孩子考上重點大學的比例在降低,首先意味著農村孩子的競爭力在下降,在現有的考試規則和選拔模式下,他們的競爭力比不過城市的孩子,比不過過去的前輩；其次,是農村孩子的就業能力在下降,眾所週知,就業不僅僅是學生個人的事情,還與其家庭的社會資源有關,當農村孩子自身的文憑不過硬,而家庭又幫不上忙時,其實際就業情況可想而知。
因此,簡單的數字背後,是農村孩子改變命運機能的退化,以及對“知識改變命運”認知的破滅——現在的農村,有多少家庭還單純地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太多沒有找到好工作和沒有找到工作的農村大學生,讓人們對“知識改變命運”產生了動搖。在就業難的背景下,人們只能期待孩子考上重點大學,可問題是,考上重點大學的難度卻越來越大。於是,在農村孩子身上出現了這樣的迴圈:考不上重點大學,找不到好工作,成為負面的典型,更多的孩子被期待考上重點大學,更多的孩子考不上重點大學。
更廣泛地看,就會發現,難考重點大學只是農村孩子面臨的現實問題之一:在整個受教育過程中,農村的教學資源和升學待遇難與城市相提並論,他們接受的教育品質相對較差,得到的待遇相對偏少；在就業的過程,他們更多是在單槍匹馬地硬闖；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他們比城市的孩子更買不起房,因為他們沒有家底可以付首付,結果只能在飆漲的房市中,被遠遠拋下。這些問題會帶來挫敗感,會讓人產生焦慮。人民日報所列舉的三重焦慮:就業焦慮、身份焦慮、財富焦慮,在農村出生的人身上更為明顯。
所以,在觀察農村孩子考重點大學越來越難時,應該有制度的視角和權利的視角。從本質上說,農村孩子難上重點大學,不過是一系列權利不對等之後的結果,也不過是權利不對等的表現之一。除了這個現象之外,還有更多的類似現象需要警惕。此時,單純地強調“知識改變命運”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單純地強調奮鬥改變人生也失去了勵志的價值。這時,只有穩定的制度才能帶來信心,只有權利保障才能注入動力。當權利保障越來越完善,當每個人的際遇取決於個人的努力時,人們才會重拾“知識改變命運”的信念,覺得自己的未來真的會越來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