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合理化何以消彌“價值觀困惑”

時間:2011-11-04 09:36   來源:紅網

  無論是“文化立國”的願景,還是“文化再造”的呼籲,如此戰略性命題,我看到的更多是工具理性的斑駁陸離。經濟崛起背後的文化認同,政治共識催促的文化改革,這些確實重要,然而如何真正實現文化內在與外在兩個層面的多元融合,維持文化合理化程式的暢通等顯得更為緊迫。

  馬克思主義價值體系要“中國化”,明顯體現出文化價值本身,並不具有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眼中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而“受制于生活世界在具體文化中的視界”。因為兩種不同且不具有共同語言的文化體系要實現交融,成為“規範共識”,不得不解決好無共同語境的文化之間的外在融合關係。一則顯例是,一直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主導的儒家文化,不斷吸收道家等其他文化的“合理因子”,進而在形式有了某種普遍性效果。

  回到中共近期召開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所提出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這一主題上來,所謂“推動社會主義文化”,語境的前提必然是馬克思主義的全幅武裝。當然,馬克思主義本身一直就面臨著如何中國化的問題。這一價值領域中的衝突或困境如何化解,就取決於以政治認同為取向的文化系統的合理化過程。事實開工克思主義價值的移植國內,成為了一種文化預設,或國內文化價值融合的主流,這自然不可質疑。

  吊詭的是,另一方面當我們以難得的“文化自信”(抑或是“文化自負”?),向世界宣揚傳播中華傳統文化時,孔子成為了代言人(當然曾有某位商家的惡搞,孔子也曾穿過西服),在全世界建造“孔子學院”,這當然不是意味著孔子這一象徵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在世界視閥中孔子更為知名,這得益於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極力鼓吹。那麼,所謂“文化再造”、“文化崛起”,烙上了過多的策略意識或工具理性。

  從一定意義上說,合理化過程會表現出一些工具行為或策略行為,但這些因素的色彩過於濃烈,自然有其內在機理。最主要的癥結或許就是文化自覺並沒有真正的內化,僅僅過多停留在將一種文化與另一文化領域的群體發生關聯,並非找到文化個體之間的內在融合路徑,或沒有給予機制保障,未能真正發揮體現于個體的文化影響力,因此便無法消彌世界觀解中心化過程中的特定群體所面臨的“價值觀困惑”。

  文化的多元融合,與兩個以上個體之間實現理性溝通的方式基本相似。按著哈貝馬斯區別於盧曼“系統理性”的“交往理性”概念,話題的參與者之間實現理性溝通,必需在“客觀世界”、“社會世界”與“主觀世界”三個世界或層次上發生聯繫,做更多的認識區分。或者說原本持不同異議的價值群體之間,有必要首先形成達成共識的“前理解”或語境,建構起共通的生活世界。在哈貝馬斯看來,這一程式過程中命題的真實性、規範的正確性,或主體的真誠性及本真性等,構成了普遍的有效性要求。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內在融合,更是文化向外發力的邏輯起點。

  誠然,“文化再造”或合理化過程背後的現實意義,無疑是中國社會轉型向縱深方向推進後,急需更有凝聚力的文化認同感。政界學界甚至民間思想界,如此帶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蘇意識,而聚焦于文化命題,凸顯出高度的“文化自覺”。雖然向外展示難得的“文化優越”,外在的持續推廣必不可少,但更需要的是根植于內部或注重文化,文化融合過程重構內在關聯,如此才能真正在文化合理化過程中消彌“價值觀困惑”或走出工具理性的範疇,以此真正激活文化生命力,擴大文化聲音的分貝。

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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