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老牌學術書店風入松的倒掉讓很多混過海淀學院區的人黯然神傷，我也不例外。我讀大學時，北大周邊共有四家書店，雖規模不大，卻遠近馳名，分別是南門外的風入松、海淀圖書城的國林風、東門外的萬聖書園，以及45甲地下的野草。不足10年，其中兩家銷聲匿跡，另外兩家勉勵生存。
風入松之殤尚未痊癒，光合作用又倒掉了。這次受傷的可不止是學者和真正讀書的人。光合作用是全國性的連鎖店，專門開在大城市的繁華地段，不但賣書，也賣各種小資情調的文具、禮品。於是，迷戀書店勝過迷戀書籍本身的人們也加入了悼念的隊伍。似乎一夜之間，民營書店走上了窮途末路，無法挽回。
傳統書店真的已經到了末日嗎？每次遇見出版業的老朋友，我都會饒有興致地與他們討論這個問題（似乎有些殘忍）。但得到的答案與顯而易見的現象截然不同。魏童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北京出版圈知名的圖書策劃人，早年以一系列暢銷軍事小說起家。他有個比喻，耐人尋味。他說：地球總有毀滅的那一天，但在那之前人類肯定能找到更加宜居的星球。說得再直白些，就算大環境風雨如晦，依然有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大環境，不負責。至於時髦的數字出版，在他看來，“不也就是內容麼？”
魏童的話令我很感慨。作為一個傳媒研究者，我和我的同行、同事一直追逐著最前沿的傳播技術：數字出版、數字電視、社交網路，等等。技術的發展令我們如此眼花繚亂，以至於有時竟完全忘記了書籍傳媒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基本使命：承載內容、傳承文化、激發思想。只要我們對內容、文化和思想還保持著敬意，傳播技術的變革毋寧只令形式更加多樣化而已。
於是我又開始回憶以前自己常去的兩個書店：萬聖書園和光合作用。翻了翻家裏的書櫃，發現很多書的扉頁都被我寫著“某年某月某日購于萬聖書園”，卻沒找到一本“購于光合作用”的。再仔細回想，似乎每次去光合作用，都不是為了買書，而是出於其他“亂七八糟”的需求：殺時間、喝咖啡、買禮品。如果我沒估計錯，其他人也差不多。原因倒不在於那裏書賣得貴（大部分民營書店都很貴），而是那裏賣的書不好，基本上就是趕時髦，什麼暢銷賣什麼，人文和學術書籍很少見。當然，我無意指責書店經營者選書的“品位”，無論什麼書都有自己的潛在讀者。只是，僅僅從最純粹的經營邏輯出發，也說不通，因為在學院區，顧客需要的是貨真價實的書籍，而不僅僅是某種氣氛、某種情調、某種與內容無關的東西。
《孟子》裏有句話，很有道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意思是說，如果做什麼事情無法達到預期效果，先別急著怨天尤人，而要反思自己的過失。在歐洲，經常能看到上百年曆史的老書店，靜靜開在冷僻的巷子裏，不張揚、不擴大，書的內容也有沉澱。很多書店只買某一類的專業書籍，可以做到事無巨細、面面俱到。和店主簡單聊幾句，能感覺到他們打心眼裏愛書、愛讀書。他們用心經營的，是書所承載的文明與傳統，而不是這種有形印刷品所能產生的商業價值。但最後的結果大多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真誠與虔敬也帶來了利潤，維繫了生存。
所以，書店之殤，其實是一種錯位的思維方式之殤。在將圖書作為商品出售的同時，能否做到對印刷在紙張上的文化、傳統和思想做到起碼的尊敬，決定了哪些書店能夠屹立不倒，哪些要成為技術革命的犧牲品。同理，將出版業的境遇放大，關照整個社會，會引發更多的思考。我們在觀察一個現象或一個行業的時候，是抓住了本質還是僅僅糾纏于形式？當某些領域出現危機，我們是習慣性歸咎於環境還是先反思自己的問題？只要我們真正明白書的內涵和意義，就算書店日漸稀少，“書籍”及其代表的人類文明的精髓，也會以其他形態長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