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紀念魯迅誕辰130週年、逝世75週年的研討會上，專家們的討論讓我聯想起讀魯迅作品時的一些感觸。關於魯迅精神，大家談得最多的一點，就是“立人”。這是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反覆論證得出的一個結論，在他看來，中國要在與世界列強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生活在一個動蕩不安、激越變革的時代，既有亡國的危險，又有破繭新生的希望。西方資本主義的肆意擴張，將中國逼到了一個背水臨淵的絕境，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打算為國家的新生和富強設計一套背水一戰、臨淵一躍的方案，從而在世界文明的競爭中勝出。如果從龔自珍提出“自改革”開始，到20世紀初，已經過去整整100年，其間經歷的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雖都已煙消雲散，但足以刺激後來者進一步思考：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
從魯迅的《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等文章中，我們看到了這位思想先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與眾不同的理念和思路。針對當時思想界、文化界言必稱“希臘”，視西方文明為神靈，以為只要拿來，定能生效的風尚，他冷靜地看到：這是“使中國之人，由舊夢而入于新夢”。他認為，要糾正這種偏頗，只能從兩方面入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
他所謂重個人，不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利己主義，而是張揚人的個性，覺悟人的尊嚴，確立自我意識，學會獨立思考。人所以立，這是個基本條件。但他看到，社會流弊所至，往往是“夷峻而不湮卑”，特立獨行、卓爾不群的人常常沒有生存空間，結果是“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創新文化的可能因此變得微乎其微。他特別指出：“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實乃愈趨於惡濁，庸凡涼薄，日益以深，頑愚之道行，偽詐之勢逞，而氣宇品性，卓爾不群之士，乃反窮于草莽，辱于泥涂，個性之尊嚴，人類之價值，將鹹歸於無有，則常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已也。”這時的魯迅，受到尼采的影響，思想中或有一些精英意識，寄希望於“一二天才之出世”，相信有所謂超人的存在，但說到底，他更希望人人都成為有個性、有尊嚴、有自我意識、能獨立思考的“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