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音樂家聶耳誕辰100週年，除了昆明和上海有紀念他的音樂會和活動，沒有別的地方再唱響他曾經譜寫過的歌曲，演奏他曾經創作的音樂。（當然啦，《國歌》是一個例外。）想起去年，是奧地利音樂家馬勒逝世100週年，我們的國家大劇院就舉辦了長達5個月之久的規模盛大的紀念演出季，走馬燈一樣演出了馬勒全部的十部交響樂，還不惜重金邀請世界頂級的交響樂團和指揮，比如柏林愛樂樂團和西蒙·拉特，提前8個月就開始預售門票，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
不是說馬勒不應該被紀念，我也喜歡馬勒，去年聽過這十部交響樂中的多部，只是覺得同樣都是百年紀念，旱澇不均，冷熱對比，如此淡漠我們自己的音樂家，多少有些令人唏噓。雖然我們經常在各種集會上齊聲高唱國歌，但不少人對於國歌的作曲者，這位23歲就過早離開我們的偉大音樂家的記憶和印像是平面的，模糊的。
其實，這首誕生在上個世紀30年代由田漢作詞、名為《義勇軍進行曲》的歌，如今，過去了不過才70多年的時間。在抗日戰爭的年月裏，面對民族最危難的時刻，全中國人們發出的“起來，起來”，和“前進，前進”的聲音，曾經震撼歷史，震撼世界。為什麼它的作曲者可以這樣迅速被淡忘？
不禁想起法國當代歷史學家比爾·諾哈說過的話：隨著消費時代的到來，一場以發展為旨歸的現代宏大敘述正在登場。於是，這樣的現代化的大敘述必然要抹殺革命記憶。如今，我們不幸被他所言中，我們對聶耳的淡忘和忽略，正是這樣被抹殺的記憶中的一種。儘管是無意，但這樣的無意或許更為可怕，因為這幾乎是集體的無意識，在潛移默化中業已麻木了我們的神經。
消費時代的到來，娛樂至死時代的到來，我們的目光容易變得近視，只盯著眼皮底下，注意力集中在耀眼的追光之下的方寸之地。因此，不要說如蒲公英一樣漫天飛舞的歌星吸引我們的眼球，就是靠淺薄逗笑為生的笑星都可以令我們耳熟能詳，在這種境況下，將一個歷史中的音樂家拋棄在遺忘的風中，便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在這樣現代化的敘述時代，歷史也是被用來消費的，所以，我們才會看到被重新組裝的炫人眼目的諜戰劇或古裝劇在盛裝流行。現實更是以消費為先導的，而馬勒當然比聶耳要時髦而重要了。這樣的消費敘述，幾乎成為了一種供需關係更廣泛的相互需要和共謀。商業時代趨利性的魔力和慣性，幾乎無師自通地就學會了選擇自己的消費對象，並對產品進行精心的商業包裝，再以藝術的名義，推高票價，把它們推銷給了大眾。
如果說，權力和資本可以書寫歷史，那麼，文字和聲音也是可以書寫歷史的，音樂就是聲音書寫歷史最好的物證。在我國，誕生在烽火年月的《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那個時代的聲音歷史，激蕩著歷史的空間和人們記憶的空間。還能找得到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裏與之比肩的這樣一首歌曲嗎？沒有，所以，它當之無愧眾望所歸地成為我國的國歌。這樣屬於歷史的聲音，來自血與火的歲月，來自一代人心底共鳴與共振。在音樂方面，聶耳永遠應該被我們記住並懷念。
記得1940年，美國著名的男低音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第一次聽到這首《義勇軍進行曲》，非常激動，他執著地克服困難，學會了歌中的中文，並在紐約露天音樂堂用中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獲得極大的成功和反響。他用音樂向浴血奮戰的中國人民致敬，也向聶耳致敬。他後來出版了包括這首《義勇軍進行曲》在內的歌曲唱盤，起名就是這首歌曲的英文名《起來》。當年，保羅·羅伯遜預言，這首歌曲將會成為中國的國歌。以後，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還想到誕生過聶耳這樣偉大音樂家的中國來訪問。只是因為當時的種種原因，他未成行，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一個與中國相聚遙遠、與聶耳素不相識的美國歌手，還會對聶耳擁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並至死記住聶耳這個名字。我們不應該比他做得更好才對嗎？如今，對比馬勒，我們對於聶耳明顯的淡忘和淡漠，不應該有些羞愧和反思嗎？
會唱這首國歌，當然重要；記住這首國歌的作曲者，一樣重要。它不僅象徵著我們民族的情感，也表達著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相關的一種態度。（肖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