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北外灘的公平路刻有“聶耳舊居”四字的銅牌，被安在185弄口的水泥墻上，仍靜靜述說著80多年前，一位音樂家在此生活的歲月。本月9日，銅牌對面的宣傳欄上貼出一張公告，頓時成為居民熱議的焦點——北外灘89街坊地塊將面臨舊區改造，該弄堂86號的聶耳舊居亦包括在其中。（青年報23日消息）
這座聶耳舊居是典型的上海石庫門，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坐北朝南，木質的房門與窗戶，清水磚墻與紅瓦，1930年7月，聶耳因參加革命活動被告密後逃至上海，租住在此直至次年4月，儘管時間不長，卻是他來滬後的最早居住地。
如今斯人已去，這間屋子幾次轉手，一直作為民居使用，居民聶耳當年就在這間房間裏創作，還經常到外面樓梯曬臺上拉小提琴，房子建造已經快100年了，經常有人過來參觀，還包括日本友人。如今房間內早已沒有了任何與聶耳有關的物品，房子本身也被改動過，能夠證明其聶耳舊居身份的，只剩弄堂口的一塊銅牌。居民1998年起就開始寫信，希望能夠好好保護這幢樓，但是除去挂上“歷史遺址”銅牌外，房屋本身沒有接受任何的保護措施與行動。
城市的發展不能以損失人文環境為代價，雖然聶耳只在此租住，但還是應該予以保護，聶耳作為國歌的譜曲者，是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知曉、敬仰的作曲家和歷史文化名人，他在上海居住過的屋子，毫無疑問是名人舊居。從１９３３年８月發表第一首作品《礦工歌》，聶耳在中國現代樂壇上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跡：創作了《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賣報歌》、《畢業歌》、《新的女性》等鼓舞人心的群眾歌曲，以及《鐵蹄下的歌女》等優美雋永的抒情歌曲。聶耳作品輝煌頂點的《義勇軍進行曲》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達了處在民族危機中的中華民族不屈的心聲，由於它在中國歷史產生過的巨大作用，建國後被定為國歌。因此可以說聶耳他在上海居住時期曾經創作過的不朽的旋律，至今仍伴隨著中華民族繼續奮進不息。
名人舊居的保護，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房屋如果一旦拆除，聶耳在上海的文化影響，靠什麼樣的載體進行有效的傳承和發揚呢？文化名人的故居保護是全社會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從延續城市文脈，傳承城市文化的高度，來看待文化名人故居的保護。希望當地政府和開發商能夠看清楚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和核心所在。
作為國歌的作曲者，他的故居應該也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不可多得、極其深遠的歷史教育意義和文化影響，能夠激起我們整個民族的歷史記憶，起到提高市民道德素質、推進文化創作和發展旅遊事業等多方面的作用，不管這些建築現在的程度如何，整個地區是否改造，都必須很好的加以保護和修繕。
一個城市的名人故居，是非常寶貴的文化資源，不可多得的旅遊財富，其中遺存的歷史故事，彰顯歷史發展，體現城市文化積澱，反映城市的文化進程記錄，是對社會和學生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資源，能夠給城市增添文化景觀和歷史厚重感。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當人們來到名人故居面前，都會感受到一種震撼，一種力量，因為這些名人故居已經成為一個國家，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不僅融入了這些地方的歷史，名人故居的存在，也使城市和每一個市民感到無不自豪和驕傲。從英國的莎士比亞故居、法國的巴爾扎克故居到美國的海明威故居等等，無一不是他們所在城市文化的象徵，也成為旅遊參觀的必經之處，申城的聶耳故居，理所應當的成為上海歷史文化的一個代表，彰顯他曾經創作過的那些膾炙人口作品所在地的歷史作用，以此來傳承他的精神價值和鮮活的文化靈魂。
文化名人在上海生活的痕跡，是申城非常寶貴的文化資源，文化名人故居也應該成為市民感受他們文化靈魂、傳承他們精神的重要媒介，特別是在上海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的今天，文化故居的保護和開放利用，應該成為上海城市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上海市委在推進文化大都市建設的實施意見中，明確要求加強對名人故居的保護利用，把名人故居的保護利用，作為加強城市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一個重要內容寫進意見，因此在文化傳承的歷史責任面前，應該很好的處理好保護名人故居和城市改造開發的關係，孰輕孰重，這個道理顯而宜見。
運用和保護開放好包括聶耳故居在內的上海的名人故居，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責任，也是城市和政府歷史文化意識的素質反映。聶耳故居是特定時期的產物和財富，縱然時光流逝斯人遠逝，但它依然成為我們今天感知體味前人的重要依據，這種精神價值的東西，體現出來的作用和影響力是彌足珍貴，儘管這些故居看起來大多是普普通通、非常平常甚至狹小簡陋的，但當人們得知曾經是影響世人的精神或時代審美誕生的物件時，就會立刻顯出無比神奇光彩奪目的精神靈魂效應。
上海在全面推進文化發展繁榮的進程中，仍然要百般珍惜和保護好眾多的名人故居，放大這些文化資源的作用，擴大名人故居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聶耳的故居的去留，也警示人們更加注意城市其他文化名人故居的保護，籍此作為追尋上海歷史文化名人的腳步，彰顯他們的精神，光大傳承推動上海城市文化靈魂的一種實際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