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先鋒派詩人烏青走紅，因其詩以極度白話像自言自語又像嘮家常的口吻寫成，被網友賜名“廢話體”。有網友調侃“讀你的詩還不如打開電視看廣告”、“李白杜甫一定會淚流滿面”。也有專業人士表示，烏同學堅持改變人們對既定詩歌的界定，稱其詩歌是“娛樂派”。（3月30日《新文化報》）
這是一個詭異的悖論：一切與詩歌有關的新聞，其實都與詩歌無甚關聯。烏青的詩臧否與否，已經不在公共關注的範疇，戲倣的目的就是消遣與解構：潛臺詞是詩人越來越瘋癲、詩歌越來越沒治。
說忘記，似乎又清晰記得。每年3月26日，緬懷海子成了一個固定的儀式。有人說，大眾註定要以一個臥軌自殺的詩人祭奠他們流亡中的理想主義。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麥地、糧食、村莊、太陽和河流，還沒有隨著經濟的車輛碾壓為塵土，那麼，今日的繁華琳瑯的時候，我們也早已將“以夢為馬”的年代遠遠拋在身後。理想與浪漫，詩性與情懷，不是在櫥窗被商業化展覽，就是在故紙堆裏無從打撈。我們記得詩歌的模樣，無外兩種方式：一是像所有開發商一樣，在與“海景”等訴求相關的建築單元的廣告語上，刻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二是在“杜甫很忙”的塗鴉狂熱中，順帶著想起杜甫已經活過了1300年。只有消費與解構，沒有創造與建構。
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寫詩，正如不是每個人都註定會“仰望星空”一樣。但對於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而言，“絕對理性”之下，骨子裏沒有一絲半點詩性情懷，恐怕遲早會“諸事不順”。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原則中，“理想主義”是一條明確的標桿。諾獎的理想主義傾向，見諸於文學、發明與發現，體現的是對人類矛盾衝突的前瞻與隱憂。觀之我們的時代，很多看似是體制機制癥結的頑疾，哪個不與“理想主義幻滅”息息相關？大品牌的大瘋狂，小攤販的小伎倆，饅頭裏的染色劑、奶粉裏的三聚氰胺、官場上的酒癮與權欲、學術界的各種不端……看起來是標準的問題，然而，制度也好、標準也罷，永遠是有缺陷的，關鍵是執行的“人”。沒有理想與情懷的人，再是完美的制度，也規制不出光芒四射的悲憫與溫情。
“詩歌是熱愛生活的證據”。信仰稀缺，則詩人沒落；理想貶值，則物欲橫流。一切偶像不過是虛幻的想像，真實的是我們對現存的態度。三月一過，誰還記得海子呢？新的塗鴉面世，幾多人記得杜甫？不少西方國家的家庭聚會，迄今還保有誦讀詩歌與散文的習俗，而我們的交流，除了酒吧似乎就剩麻將桌。詩歌不是靈丹妙藥，也未必能拯救什麼，但于一個浮躁而速朽的年代來說，起碼可以平和內心的乖戾與不堪：譬如———以夢為馬，孤筏重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