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公開徵求意見，草案規定“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可不通過原作者同意進行翻唱”引發音樂人強烈質疑。高曉松稱之為赤裸裸地鼓勵盜版行為，損害創作者權益。
“可不通過原作者同意進行翻唱”引起音樂人強烈反彈，應在意料之中。要知道，版權法規定著作權人享有的專屬權利保障都是以“作者許可”作前提，未經作者許可就可複製必然給音樂人帶來權利虛空的極度焦慮。曾與農民工組合“旭日陽剛”發生著作權糾紛的汪峰就緊隨高曉松之後，表示新法規“匪夷所思，悲哀難以形容……”
事實上，音樂著作權人的權利並未完全被剝奪，“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可不通過原作者同意進行翻唱”規定是有前提的：一是必須“備案”，二是使用時必須指明作者、作品名稱、出處，三是必須“向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支付使用費”。即便如此，失去“作者許可”這道屏障之後權利將變得更加縹緲，音樂人的憂慮可以理解。
版權法意欲改變遊戲規則，讓渡著作權人的部分權利給社會，旨在繁榮社會文化，其善意動機不難理解。自古以來，版權保護與版許可權制就像是一把雙利刃。沒有版權保護，可能導致“公地悲劇”——“公地”被過度開發利用引起資源枯竭；版權過度保護，又可能催生“反公地悲劇”——公地上存在過多過強的權利會阻礙資源的充分利用，各種權利相互牽制，最終導致土地長期荒廢。
版權保護為作品的創作與傳播提供物資和精神的激勵，使之可持續發展，社會獲得源源不斷的精神產品；而版許可權制則可以確保公眾及時獲得作品、最大限度地分享文化進步、藝術繁榮。因此，在世界各國，著作權包含的內容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不斷發展、與時俱進，保持雙方利益的平衡點。1992年，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就判決Accolade公司出於相容目的解構Sega公司軟體代碼行為屬合理使用。
問題是，“可不通過原作者同意進行翻唱”這種規定將會產生怎樣的社會效果——是增進還是減損了公共利益？若是前者，改變可以接受。但就目前的現實，出現正和、零和博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負和的危險性更高。備案、署名也罷，向著作權集體付費也罷，相比而言無疑是降低了使用他人音樂作品的門檻，放大了侵害著作權人權利的風險。假如法律過多地保護了“旭日陽剛”，讓“山寨者”獲利，“汪峰”們何來原創的積極性，“旭日陽剛”們又何來翻唱的資源？
因此，版權法修改必須有長遠眼光，兼顧各方利益，不要過度犧牲著作權人利益，傷害原創的積極性。萬一齣現原創凋敝局面，繁榮社會文化也就成為無源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