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衛視《平民英雄》欄目選擇湖北武漢一輛雙層巴士作為“道德實驗室”。通過監控攝像頭，分別讓三組演員扮演乘客、小偷與失主，觀察其他乘客在目睹小偷行竊時會作出何種反應。結果顯示，61名乘客中，有35名乘客通過不同方式提醒“被盜”乘客，更有9名乘客挺身而出直接指出“小偷”。（5月10日《楚天都市報》）
有人說，“人生如戲”，所以生活中從來都不缺演員，不管是專職的還是兼職的；也有人說，“藝術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所以藝術生活從來都不差素材，不管是文學創作還是戲劇表演。在藝術和生活的模糊邊界裏，總是有一些人善於利用制度的縫隙和監管的漏洞，將“擦邊球”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泛商業時代，一切具有賣點的文化符號，都成了一些人社會交換的工具。不論是情感軟肋，還是道德饑渴，都成為“眼球經濟”的作料。有電視節目找臨時演員撒狗血演出，肆意渲染家庭矛盾，刻意放大扭曲的倫理親情觀；卻打著“真實”的幌子，透支著老百姓的道德觀感。這一次，只不過是將“假兒子”換作“假小偷”罷了。
在“道德實驗室”裏，“假小偷”是一件不可或缺的器材。策劃們別出心裁，演員們完美演繹，只是為了引導乘客們進入“虛構的真實”情境之中，以觀察他們在面對盜竊行為時的本能反應。乘客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偷窺鏡下的鮮活影像，被迫“表演”。
所幸的是，這61名乘客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用該欄目製片人的話說，“假小偷見證了武漢市民的真善勇”。節目組贏得了收視率，武漢市贏得了美譽度。看似互利雙贏、皆大歡喜的結局，卻隱伏著激烈的觀點博弈。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所謂的道德實驗呢？
不同於學術研究和科學實驗，“假小偷”並沒有經過嚴格的抽樣，並不具備統計學上的概率意義；換言之，一輛公交車和數十名乘客，並不能客觀反映武漢市民整體的道德水準。以侵犯乘客隱私權為基礎的道德實驗，在獲取相對真實的觀察數據的同時，無形之中傷害被試者。道德實驗具有鮮明的價值導向，是一種雙重缺失，既不尊重被試者權利，也不注重節目的社會影響。
歸根結底，“假小偷”是道德饑渴下的娛樂產物。明碼標價的情感節目，虛構真實的觀察欄目，都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底線的失守，進一步惡化道德的生態環境。“道德實驗”大行其道，“假兒子”、“假小偷”層出不窮，必然會導致“狼來了”的悲劇再次上演。這，不僅是文化之痛，也是社會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