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或者說文學，一直被認為是被“邊緣化”的；但是，這幾天，因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大熱，他的小說被擺放在書店最醒目的位置；許多報紙，不吝版面全方位地報道莫言；搞評論的、搞創作的、搞政治的、什麼也不搞的，都在談論莫言的獲獎——作家和文學受關注，被熱捧如此，印象中是史無前例的。
但“熱”總是暫時的，有“熱”必有“冷”。報紙是追新聞的，一個作家不可能天天是新聞主角；沒有你的新聞，你就失去了被談論的價值。熱過之後，重回“邊緣”幾乎是必然的。在邊緣與中心之間徘徊，是若干年來的文學生態，這種生態，對文學來說，是非文學的；對社會來說，是一種病態。如果作家和文學只有成為新聞事件才被關注，對作家、讀者和國家，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文學創作，是一種個體勞動，是心靈的事業；作家所需要的，不是熱鬧，不是聚光燈，而是一張紙，一支筆，一張安靜的書桌，一個寬鬆、自由的創作環境。一個真正的作家，他的最高理想，一定不是什麼獎，而是有人讀他的書，有人能讀懂他的書，通過作品，與讀者交流，與世界交流。
跟創作相同，閱讀，也是一種個體行為，也只能是一種個體行為，作品朗誦會一類，只能是文學生活的一種點綴。文學作品最好的去處，是床頭，是抽水馬桶旁，是火車或飛機上的長長的旅途——除了讀者把一個作家的書常帶在身邊，還有什麼是作家最幸福的事情，是對作家至高無上的獎賞？一個真正的讀者，不會因為作家是否獲獎而喜愛或不喜愛他，真正的讀者不會那麼勢利。
個人的文學生活應當是這樣的：當他談起一個作家，不是因為這個作家獲了獎，或是出現在別的什麼新聞事件中，而是他讀了作家的某一本書，忍不住要寫一篇部落格說說自己的感受，或者打個電話向知己好友推薦這個作家……這樣的個人文學生活的總和，就是一種比較正常的、健康的文學生態：閱讀是大多數國民的精神需要，是個人生活的一部分，是普遍的、很平常的個人行為，平常得跟喝水吃飯一樣，平常得沒有一點點新聞價值。
文學從政治化、社會化、事件化轉變為個人化、日常化，我們的文學生活才能擺脫“邊緣——中心”這個模式，變得比較正常、健康。
對莫言獲獎，各界人士的反應，比起來還是作家們的反應最正常，比如韓少功說：”高興一個小時後，繼續寫作。”寫作，是作家的常態，寫作+閱讀，是文學的常態。韓少功的話，是對一個文學事件所應有的“文學性”的反應。
“非文學”的反應，要數張頤武最離譜。他說：莫言獲獎“可以視作是諾貝爾委員會對中國崛起的肯定，是對中華文明、中國成就的肯定。”這幾乎是在說，莫言是借了“中國崛起”的光。那麼，莫言之前的獲獎者，都是他的國家“崛起”了才獲獎的嗎？如果不是，那就只有莫言的小說不是憑自身的文學價值獲獎的？如果張頤武覺得莫言不配得獎，也應該用文學的尺度來評述，何必這麼拐彎抹角呢？
有報道說，莫言要在杭州建立一個工作室。另有報道說，他打算用諾貝爾文學獎獎金在北京買房子；莫言每年要在山東高密老家住上一段時間，莫言還有多少時間住在杭州？難得來住幾天，需要一個“工作室”嗎？到底是莫言需要在杭州有一個工作室，還是杭州需要一個挂著莫言名字的工作室？
這種“非文學”的反應，都是“莫言熱”中的虛火。（戎國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