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因為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奇思妙想，讓余隆、羅大佑、崔健、譚盾四位看似不搭界的人並排坐到了一起。一個是中國最活躍的指揮家、北京國際音樂節的創辦者、一個是華語流行音樂教父、一個是中國搖滾的先驅者、一個是行走在古典與現代之間的先鋒人物，在各自的領域裏，他們都是“教父”級的人物，在生活中他們是孩子的父親，在昨晚的圍爐夜話中，他們是四個有故事的人，四個會聊天的男人。
在這場對話之前，我問余隆是什麼靈感把這樣一個組合搬到音樂節的舞臺上？余隆的回答是“音樂”。譚盾自不必說，他是北京國際音樂節的老朋友，他源源不斷的創造力給音樂節帶來不少活力，羅大佑和崔健對於余隆更多的是一種情結，小時候余隆和崔健都是在部隊大院長大的，比崔健小幾歲的余隆整天看著他們大孩子們一起玩無比羨慕。伴隨余隆走過大學時代的是羅大佑的歌，那些校園歌曲讓他覺得生活特別美好，帶著無限憧憬他成為最早一批出國追夢古典音樂的學生，儘管那時對未來一無所知。在德國留學期間余隆聽得最多的是崔健，想家時迷茫時寂寞時，崔健是良藥。
這是一場不用完全設定話題的對話，四個人就像四本書，從48歲到58歲的年齡跨度也剛好是最成熟的階段，人生感悟一大把，但是兩個多小時下來發現談得最多的是“反叛”和“青春”。我最認同羅大佑的一句話，“清楚自己在幹什麼才能幹得長久”，但是在這之前先要找到自己喜歡幹的事，就算如崔健、羅大佑一樣功成名就的人，在尋找中也沒有捷徑，甚至充滿掙扎和痛苦。14歲開始吹小號的崔健，如果當年不被“除名”，他也許現在正坐在某個交響樂樂隊裏。羅大佑學醫出身，做了8個月的放射科醫生，還幹過內科和婦產科，如果不唱歌也許如今就是一個不知名的大夫。在中央音樂學院那充滿腳臭味兒的宿舍裏，譚盾、郭文景、瞿小松、葉小綱四大才子年輕氣盛，經常給老師上演惡作劇。用崔健的話說，有今天是因為“他們每次給你設障，你就不斷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協，你要妥協的話，下場就特慘。”
走出對話現場，三里屯village廣場前的大螢幕上還在直播，晚上的風挺冷，但廣場上還是有近百人站立觀看崔健的表演，有人在隨著節奏搖擺身體。螢幕上崔健正在嘶吼《紅旗下的蛋》，依然充滿一股不妥協的勁兒，一如他在對話過程中緊緊攥著拳頭的手。
再不折騰，我們就老了。崔健說他希望有一天進國家大劇院唱搖滾樂。元芳，你怎麼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