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張藝謀接受《經濟參考報》的採訪，剛剛沉寂不過月余的“二張事件”再度成為熱門話題。在採訪中，老謀子錶示《三槍拍案驚奇》是他被商業裹挾而拍，一部他“最不滿意”的作品；而在此之前張偉平曾表示從未“干預”創作，給張藝謀最大的創作自由。
張藝謀“回應”，雖說未能脫離大家之前的猜測，但也算是給張偉平了一個正式的說法。其實，無論這場糾紛以什麼方式結尾，都不會有受益者，撐起這個光鮮皮裹的實質一朝被挑破，露出了裏面可以供人嘲弄的亂絮，就讓當事幾方都成為名譽和物質雙重受害者。
張藝謀這一代電影人是屬於趕鴨子上架，摸著石頭過河的——他們既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又是中國電影學院派發展史上頗具盛名的“第五代”，從進入電影學院開始就以藝術電影為自己的追求套路。然而到了本世紀初，這些原本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的藝術電影導演卻很彆扭地去接了商業大片這根軌。這其實是一個隨波逐流的轉型，是他們的被動選擇——那是在進口大片衝擊中國電影市場，商業路線全面成為電影票房主流趨勢的情況下，即不願讓自己被時代發展所拋棄而硬著頭皮去做的一種高風險嘗試。
從十年前張藝謀的《英雄》到2005年陳凱歌飽受非議的《無極》，再到去年的《金陵十三釵》。這些人在所謂商業大片這個套路上，始終沒有完全適應。
藝術電影是強調以導演為中心，體現導演個人風格的創作原則，而“大片”則強調以出品人/製片人為核心的商業化運作——後者完全是以市場和票房為第一位的，為了達到商業上的賣點、吸引眼球的噱頭和影片投資方對經濟利益回報的渴望，是需要犧牲電影中一些非商業化元素的，其中就包括對藝術的追求。所以這些年來，才有諸如《非誠勿擾1》和《非誠勿擾2》這種幾乎全是由各種植入廣告拼湊出來的草臺電影。
眼下張藝謀接受採訪中的一些言辭，應該是他經過十年“商業大片洗禮”之後真正的內心認知，“需要回歸到踏踏實實的人才培養和技術革新上來，‘票房至上’的短視，會扼殺電影的文化內涵！”張藝謀在談及未來計劃時提到了“回歸”，他不想成為影視公司的“搖錢樹”，希望“不受太多制約、干擾和裹挾……認認真真拍幾部自己喜歡的題材。”
2012年中國電影圈發生的一些事件，也預示著我們的電影產業在經過一個長達十年的成長期後，很可能將迎來“拐點”。二張分手；國產電影票房慘澹；演員片酬在今夏達到歷史頂峰之後驟然回落；熱錢不再跟風投入影視產業；下半年全行業疲軟，幾乎沒有一部億元製作大片開拍；《白鹿原》引發蘆葦編劇署名之爭……這十年，我們的電影表面上是高速發展的，但也積攢了相當多的弊病和矛盾。如果說2012年之前是發展年的話，那麼自2012年之後就應該是調整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