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電影《一九四二》，覺得很壓抑。細想，是影片裏描述的1942年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那場餓死300萬人的災難，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賑災無力，是殘酷的日軍對災民的殺戮，讓我感到壓抑嗎？當然是，但又不儘然。說句對馮小剛不滿意的話：你讓我看完電影，覺得我們這個民族在災難面前無奈、無助、無情，沒有希望，這才是我感到最大的壓抑之處。
《一九四二》裏，主人公“老東家”的小女兒逃荒時抱著一隻黑貓，這是她對生命的最後一點依偎，可被爹殺了燉湯，她也竟然狠狠說：“我也要喝湯!”兒媳死了，婆婆冷漠地把她衣服扒開，說乘屍體還熱，讓小孫子再吃口奶。長工栓柱搶到美國記者的半包餅乾，花枝為了吃兩塊，就答應與他睡。導演強調這些鏡頭，讓人絕望。儘管花枝被買走時，脫下囫圇些的棉褲與栓柱換他的爛褲子；栓柱從日軍手中把繼女的核桃風車搶下，寧死刀下；“老東家”最後領了個孤女相依為命這些溫暖的細節，但依然未能將希望之火點燃起來。主要演員張國立之後對媒體說：“災難面前沒精英。”
的確，在殘酷的災難面前，人都快餓死了，還談什麼尊嚴，人性。這是生活的真實。但我們回顧歷史，創作文藝作品，要傳遞給觀眾什麼信號？是壓抑的沉重，還是前行的力量？同時段上映的李安電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派也遭遇了置人于絕地的災難，但他與茫茫大海抗爭、與暴風雨抗爭、與孤獨抗爭、與時刻危及到他肉體的老虎抗爭，從未失去對生的渴望。就在最危急的時候，他也沒擊斃老虎，而是與之為伴，共渡艱難。觀眾為何愛“少年派”？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能從中汲取力量、希望和美好!再看吳宇森監製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日本佔領中國臺灣後，以所謂“文明生活”為誘，逼迫島上的賽德克族人為奴。在斷絕所有生路後，賽德克人用“假意屈服”換取時間，最後起義，直至全部戰死在原始森林。他們的頭領說：“真正的人，可以輸掉身體，但一定要贏得靈魂!”雖是悲劇，卻給人以震撼與力量。
用一句老話結尾：人，是要有點精神的，電影，是要有點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