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2月11日淩晨，莫言身著燕尾服，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諾貝爾獎的金質獎章。
授獎詞稱讚“莫言是個詩人。”
1949年，福克納的領獎致辭，則是這樣走向結尾的：“人之不朽不是因為在動物中惟獨他永遠能發言，而是因為他有靈魂，有同情心……”
莫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是在故鄉的穀倉裏，僅用35天創作的。對這片土地的深厚認知以及對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深切領悟，使得莫言的故事總有些“殘酷敘事”的味道。
莫言在瑞典文學院做了一個演講，像是開了一個故事會。這使得國內一些有別樣期待的人感覺不夠精彩和絮絮叨叨。但我真的更願意聽故事。我們，又何嘗不是活在莫言的故事之中？
在斯德哥爾摩，莫言講的最後三個故事，很多人進行了解讀。
第一個故事充滿了懺悔歉疚——兒時參觀苦難展覽時，當同學大多在老師的引導下放聲大哭，一位同學不但沒有哭泣且驚訝困惑，卻因同學舉報而被警告處分。這使莫言悟到“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對此，有人解讀為“這是對荒唐歷史的反思，同時也是對個人自由的捍衛。”其實，這個發生在莫言小學時代的故事，也會發生在今天或明天。恰如莫言所說：“任何現實問題實際上都是歷史問題的延續。無論多麼遙遠的一個歷史故事裏，也都包含著現代性。”
莫言的最後一個故事，留下了很多猜想空間——八個泥瓦匠于暴風驟雨中躲進破廟，有人猜測八人中必有一人幹過壞事，於是用向廟外扔草帽被刮回的方式來決定唯一接受懲罰的人選，當所選出的那個人被扔出廟門的瞬間，破廟轟然坍塌。
“一個和七個”的生死存亡被一些媒體解讀為世間自有公道，為惡者逃不脫終極審判。而故事本身的寓意，其實應跟第一個故事相輔相成，至少說明：一切壞的結果，不一定都因為惡的動機，而非常不幸地，包括我自己在內，也難免會參與其中。“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寫著寫著我就會忘記我寫的到底是歷史，還是現實。後來我就知道我的小說裏面既有歷史，也有現實，是歷史和現實的融合。”莫言說。
我們生活在莫言的故事裏，同樣可以像莫言那樣講故事，並從故事裏獲得各種啟發。
今天，我就想試著講這麼一個故事。
若干年前，我費了好大功夫，給自己的車上了一套可以享受特權的牌照，某天晚飯後，我載著一個與我一樣酒氣熏天的朋友，瘋狂地逆行在大街上，雖然帶著醉意，我的這位朋友依然憤怒地勒令我停車，他吼道：“不要忘了自己是個老百姓！”
這個故事，我曾講給很多人聽，它啟發我：做人的底線其實就是，永遠不要忘記自己的俗身。否則，你可能處於危險之中。
本來，我還想講一個小生意人剛剛發生的故事，他銀行卡裏突然多了一筆2萬多元的款子，20天過去了仍然沒找到匯款的人，他很焦急：“我不想失去平靜的生活，不想毀了我的幸福。”
我想去採訪他，期望獲得一個人平安而幸福地生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