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最近看到劉再復在接受關於莫言的採訪時說的話：“中國當代文學的根本困境並非外部環境，而是作家本身內在的困境。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給的。只有自己意識到自由，覺悟到自由，才有真自由。我說莫言是‘黃土地上的奇跡’，正是因為他在一個最貧瘠的鄉村裏，也是在一個很難生長的土地上，卻自己長成一棵獨立支撐的大樹，一個震撼世界的大作家。他的生長環境惡劣到極點，‘困境’困到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機遇卻在苦難深重的困境中。天才都是個案。曹雪芹在文字獄最猖獗的時代，隱姓埋名，卻創造出中國文學的第一經典極品《紅樓夢》。莫言給作家的啟迪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啟迪之一是他告訴人們：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等困境，恰恰是文學最好的搖籃。”
對於這種“自給”的自由觀，筆者不敢茍同。如果說自由是自己給的，無關乎環境和制度，那結論很可能就是：我們不必去改變什麼制度環境，只要像阿Q那樣練好“內功”———精神勝利法即可！儘管劉再復的原意可能並不只是如此（他也承認外部環境對創造的意義），而是希望作家即使在不自由的環境中也要堅持精神的獨立和批判的精神。但是他對自由概念的誤用卻容易導致誤解：似乎最最重要的是內心的堅守而不是外部的環境。
在這裡，我們需要重溫一下阿倫特的自由觀。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認為，自由是一種客觀狀態而不是主觀感受，奴隸在客觀上是不自由的，雖然他可能有“主觀自由”的感覺。一個不自由因而客觀上不幸福的人，很可能生活在非常幸福的幻覺中。一個懦夫可以在內心幻想“自由”，而要真正實踐自由卻需要走入現實、參與政治，需要勇氣。因此，阿倫特指出：在所有參與政治所需要的品質中，最關鍵的品質是勇氣。勇氣的本質在於政治行動者甘願冒生命的危險離開私人領域進入公共領域。在阿倫特看來：“過於珍愛生命阻礙了自由”，是“奴性的準確標誌”。
在《論黑暗時代的人性：思考萊辛》中，阿倫特再次強調：自由是積極投身公共世界的“活動”的自由，是實踐的自由，而不是內心的“自由”，這是自由的最古老也最基本的含義。“活動的自由是行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而且正是在行動中，人才第一次經驗到了在世界之中的自由。當人們被剝奪了公共空間時———它由人們一起行動構成，並充滿了和歷史相倣的事件與故事———他們就撤離到了思想的自由中。”在阿倫特看來，回避公共世界的不自由，而退回到心理的“自由”，實際上是病態———一種斯多葛派的態度：“斯多葛派所代表的與其說是一種從行動向思考的撤退，不如說是一種從世界躲進自我的逃離。”
如何理解苦難是“文學最好的搖籃”？
即使就文學創作而言，外部的環境對於創作的意義也是根本性的。
首先，姑且承認劉再復對於莫言的解讀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莫言因為堅持了內心的自由、堅持與惡劣的環境做鬥爭因而創作出了偉大的文學作品，那也不等於所有的作家都能夠做到這點。特別是如果我們談論的是一個民族的整體文學創作水準，那麼，它絕對取決於外部環境，也就是制度決定的公共空間。這是一個客觀的空間（因為它是制度化的）而不是主觀的空間。能夠在不自由的客觀空間堅持“精神自由”的作家畢竟是很少的，即使會出現曹雪芹這樣的例外，也不能在整體上決定一個時代或民族的文學水準。更何況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作家都為了成為曹雪芹而潦倒落魄。
其次，劉再復有一種抽象的苦難崇拜情結：越是饑餓、苦難、貧窮、不幸等困境，越是“文學最好的搖籃”。這個邏輯首先不符合事實。“文革”時期是作家處境最糟糕的時期，這個時期產生了偉大的作家和偉大的文學嗎？
歷史上的確有充滿了動蕩和苦難但是卻產生了偉大文學的時期，從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角度看這個時期絕對不理想，甚至可以稱之為“黑暗時期”，但是文學上卻出現了繁榮甚至輝煌。比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沙皇俄國統治時期的俄國文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這個所謂“專制統治時期”往往有這樣的特點：社會動蕩，民間疾苦良多，但是政府的控制力，包括言論的控制力比較衰弱甚至相當衰弱，因此，這個時期的思想和文化往往是活躍的。
因此，我們不能籠統地說只有苦難才能催生偉大的文學，我們要對所謂的“苦難”進行更加具體的分析。具體到莫言。莫言的作品的確有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批判，不承認這點或完全否定這點，是不公平的。但是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批判是高度莫言化的，因此是不可複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