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吉龍每每被人提起總和世界盃聯繫在一起，2002年世界盃抽籤時如此，如今增補為國際足聯執委後也是如此。但如果把張吉龍增補為國際足聯執委同增加了中國申辦世界盃的勝算聯繫在一起，只能是一種“意淫”，我們需要理性對待張吉龍入“執”，更需要鞭策中國足球管理機構制定統籌發展戰略。
首先，張吉龍躋身國際足聯最高權力機構固然是好事，但作為執委，他只在女子世界盃、世青賽的舉辦權，世俱杯的球隊參賽數量上有1/24的投票決定權，但在男足世界盃上則沒有。原因是在2011年，國際足聯已經修改了規則，世界盃舉辦城市由國際足聯所有會員協會投票決定。換言之，即便擁有30多年足球外事經驗的張吉龍能為中國申辦世界盃積極斡旋，但難有決定權，只能是助一臂之力。
其次，按照國際足聯的規則，同一個大洲必須在間隔兩屆之後才能再次承辦世界盃。卡達將舉辦2022年世界盃，這表明亞洲要想再次承辦世界盃最早也要到2034年。屆時，張吉龍是否還在國際足聯執委的位置上，或者說能否有新的中國足球人頂上他的位置，將是一個未知數。
第三，張吉龍未能競選亞足聯主席的原因複雜，但不可避免暴露出中國足球外事人才匱乏的現狀。
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張吉龍已于去年從國家體育總局對外體育交流中心退休，換言之他已不是“體制”內的人，恐難獲得總局相關政策的支援。但反過來想，對於這種特殊人才體育總局是否應當制定特殊政策予以支援？在中國足球“外交”整體局面尚未打開、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下，如能人盡其用，人盡其才，發揮好張吉龍的特殊作用，豈不是好事一樁？
最後，世界盃申辦終究是一個系統工程，並非靠一己之力便能成功。只有對這件事的重視達到一定程度並輔之以多方面的努力，世界盃的申辦才會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