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熱映，反襯現實的壓力？
致青春海報
隨著《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簡稱《致青春》）的熱映，“致青春”成為前一陣子最為流行的文化議題。以前年《失戀33天》創造3.6億票房為開端、以去年底《泰囧》近13億元票房為高潮，直到賀歲檔結束後《北京遇上西雅圖》和《致青春》接連超過5億元和6億元的票房，可以說，中小成本影片從來沒有在中國電影市場中佔據過如此“顯赫”的位置。“70後”導演開始成為中國電影市場的主力軍，其優勢不僅在於熟悉商業類型片的套路，更在於能把握當下都市白領觀眾的情感結構。《北京遇上西雅圖》講述了都市白領離開北京去美國尋找中產夢的故事，《致青春》講述了青春夢被現實邏輯所擊碎的故事。
關於青春的想像，來自於上世紀60年代以青年為主體的反叛運動，如美國的反越戰運動、中國的紅衛兵運動、法國的五月風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以及義大利“熱秋”等全球聯動的造反運動，它們不僅是一種嘗試打破現存秩序、批判現代性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場徹底反思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創造新的文明形態的反文化運動。儘管政治反叛運動在60年代末期遭遇挫折、瓦解並逐漸銷聲匿跡，但以搖滾樂、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為代表的青春叛逆文化，卻走進大眾文化（尤其是美國的流行文化）的視野。隨著後工業消費社會的出現，曾經“憤怒的青年”轉身為大眾文化消費的主角，青春、時尚、反叛等青少年亞文化，開始全面“佔領”主流文化的舞臺，使得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生態，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相對低齡化的特徵。
中國的青春敘事開啟于上世紀80年代的知青作家，如張承志、王安憶、韓少功、史鐵生、阿城、梁曉聲等，他們的知青故事，把60年代或革命年代講述為一種青年人遭遇生命挫折與精神成長的歷程，尤其是呈現青春傷痕和無悔青春的雙重故事。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消費市場中，這些“青春+革命”的文化表述，被改寫為一抹“血色浪漫”的故事，如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和新世紀以來的《血色浪漫》、《與青春有關的日子》、《大院子女》等電視劇，以青春的名義重寫了上世紀50~70年代的故事，將之書寫為去政治化的“激情燃燒的歲月”。
青春故事在當下中國的大眾文化生產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用“青春之歌”的方式想像過往歷史，第二種就是講述都市白領在情場、職場中的悲歡離合。前者用歷史來重溫“恰同學少年”的激情，後者則用青春來安放個人奮鬥的理想。《致青春》則既有校園愛情，又有職場拼殺。
與《杜拉拉升職記》、《失戀33天》相似，《致青春》也改編自已經暢銷的同名網路小說，這種網路文學、圖書行銷與電影產業如此密切的互動效應，充分說明青少年消費者、青春文化在文化市場中的重要位置。《致青春》與其說在懷念已然消逝的青春，不如說恰好講述了一個沒有青春的青春故事。這部電影有一款分成上下兩部分的海報，上半部分是幾位主角分別拿著西瓜（鄭薇）、魚缸（阮莞）、建築模型（陳孝正）和錄音機（林靜），下半部分則是這些物品在墜落中狠狠地摔碎，影片旨在講述這些俊男靚女們無比珍視的“青春象徵物”被毫不留情地毀滅的過程。
《致青春》在呈現陳孝正、黎維娟、朱小北沒有選擇的人生際遇之時，也借鄭薇的目光，把這種草根逆襲的故事“宣判”為一種不擇手段的、薄情寡義的人生之路。2012年熱播的《北京愛情故事》，同樣把農家子弟石小猛描述為唯利是圖、一心往上爬的小人和把女友作為人生交易的薄情郎。相似的問題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中浮現，文佳佳要突破在北京做“貴夫人”的寂寞無聊，選擇與平民大叔在美國共用小資情懷。這類影視劇文本，非常真切地呈現了當下年輕人在現實中的困窘和壓力。
就在《致青春》落下帷幕之際，一部講述90年代大學生創業成功的美國夢/中國夢的電影《中國合夥人》上映，片中主人公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不僅獲得了比陳孝正更大的成功，而且這種成功充滿了在華爾街上市的“民族自豪感”，他們所實現的是一種資本大鱷式的夢想。在文佳佳逃離北京、鄭薇放棄愛情的時代，這種“贏者通吃”的夢想，越發顯露出白日夢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