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是內地各級政府職能部門非常關心的。誰都知道我們在文化上要力爭上游，但究竟該怎麼做？
我認為，文化的傳承與輸出必須古與今密切接軌，繼往而開來。數月前遊覽敦煌，我碰到一位當地姑娘，我們遠道而來只為專程看敦煌石窟，她近在眼前卻從未參觀過，原來她認為敦煌石窟“不好看”。這說明，古文物必須“活化”，必須不斷被賦予現代意義，讓今人有“切己之感”，從而知道我們從哪來、到哪去。否則，那文物必是僵死的。
古今接軌，一方面要有深入的高端研究，一如敦煌研究院和各地專家學者所做的事；一方面要結合現代傳播途徑多做普及，如周兵導演為央視拍攝的十集紀錄片《敦煌》就叫好又叫座。這種普及功夫不但功德無量，而且多多益善，有助於共同把敦煌文化推向更高的臺階。
保存與發展缺一不可，但如何平衡？保護什麼，如何保存？然後怎麼回應時代的呼喚，在古文物的基礎上取精用宏，辯證地注入新的時代精神和風格？這些都是文化學上的永恒課題。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今天的創作經得起時間淘洗的就是未來的經典。“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之子常嘉煌先生的現代石窟就是創造性的繼承，雖備受外界質疑，但我覺得是一項非常有意義和有遠見的嘗試，因為歷史上的創新往往來自權力邊緣，而不是墨守或複製權力中心的成規：相對於當年的政治中心長安和洛陽，敦煌只是天高皇帝遠的驛站，正因為文化上或地理上都很邊緣，所以能以平等、自由、包容之心接受異族，也沒有隨著中原的改朝換代而毀於一旦。
從字義演變來考察，communication兼備三意：一是溝通，二是交通，三是傳播。我在敦煌生動地見證了這三種意義：首先，敦煌壁畫是歷代行者在石窟裏與佛菩薩虔誠的心靈“溝通”；其次，河西走廊是當年中西“交通”的動脈和文化交流的樞紐；第三，當代文化工作者和傳播學者如何發揚光大敦煌藝術，也牽涉到各種傳播的面相。
實地考察敦煌以後，我更體會到盛唐之所以成為盛唐，皆因它氣度極恢宏，眼界極開闊，海納百川，吸收各種不同文化的優點，從不固步自封，更不以中原立場鄙夷天下。在敦煌常見的幾十種日常植物(如西瓜、荔枝)、藥材(如雄黃、沉香、麝香)，甚至麵條，其實都不是本地原來就有的，而是從西域傳入，因而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容。日本在唐代固然向中國學習過文化(他們自己也承認)，但國人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從日本引進了不少現代名詞、觀念和制度。
敦煌文化從來就不是定於一尊的，也不拘泥于一格，而是歷代行者從自然交往中融合了波斯文化、印度文化、中亞文化、新疆文化，還有中原文化，冶煉成為有機一爐，展現各種繽紛的藝術面貌，異中有同，同中有異，猶如一道彩虹，形成多元而統一的主題、風格和精神。這既是敦煌文化，也是中華文化，更是世界文明的遺產。今天講民族文化，必須對內寬容，對外開放，因為當今世界沒有定於一尊的民族文化，更沒有關起大門來奢談民族文化的。
如果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華人地區的傳播研究必須從本文化出發，參酌西方理論，用嚴謹的論證方法，檢驗經驗證據。中國學術傳統的缺陷是不太談知識論和方法論，國人強調直覺的思考，常把結論告訴你，卻沒有交代論證過程，因此有時很難判斷證據是否充分支援結論。西方的研究善用抽象概念，把很多具體現象提綱挈領地描述出來，第二是論證的過程，第三是靠經驗的證據。
我們要把“地方經驗”提升至“全球理論”，這個“全球理論”不必然是西方的，而是代表各個重要學術社群不斷對話、競爭和修正的辯證過程。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裏抽取最有原創性的問題，找出內在理路，然後逐漸提升抽象層次，進而使用適當的西方理論，幫助我們勾勒或照明材料、活絡思想，但不能亦步亦趨。我不贊成抱住一個西方理論，在華人社會拼命再生產，喪失了主體性，只顧給西方理論寫一個華人地區的注腳，那樣實在無關痛癢，甚至可以說是“學術殖民”的借屍還魂。地方經驗和理論會合時，理論必然經歷再造、選擇、綜合、批判的過程。萬一現成理論都不管用，那就是應該自己創建一個理論的時候了。
我們不但要努力“知彼”，還要努力“知己”：一方面，不妨鼓勵內部多元發展，和而不同；一方面，與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保持一種動態的交流，並轉化成研究“最切身”問題的理論資源；最後，希望華人文化圈的學術社群聚合起來，不斷突破藩籬，為開拓世界傳播研究的邊界注入活力與創意。要有這種文化自覺與自信，要有這樣深厚的學術業績，才能真正做到東西方平等對話。(作者 李金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