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倫蒂諾實際上只是很有效地利用了場景空間，奈何他的資訊量過多偏重讓臺詞承擔，讓很多時刻的調度有形無神，這是他導演生涯最大的一個問題，也是他自我懸置導致的虛浮傾向。
何為懸置性類型片？
被寄予厚望的《八惡人》在法國《電影手冊》的編輯十人評分欄裏得到了五個差評、兩個一般，一個好評以及兩票空缺。這基本上算是個恥辱的成績，與此同時，這部影片在大洋彼岸和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失之交臂，甚至連原來被認為板上釘釘的最佳原創劇本提名都沒撈到。
同時，被歐洲和美國評論界無視的昆汀進入了職業生涯的瓶頸，這可以說是為自己長久以來的嗜好付出的代價。但《八惡人》在IMDB上的評分達到8.0，法國網站senscritique的評分也有7.5，昆汀在影迷心中的指數並沒有顯著的下降，至於在中國，《八惡人》的評分更高，以至於有點昆汀保衛戰的意思，這部電影仿佛成了檢驗是否是真正“昆汀粉”的試金石。
觀眾喜歡的是他把無趣轉換成有趣的能力，這種消費意識不拒絕重復，但在主流評論視野裏，這些都不被看中。他們注意到的僅僅是一種懸置性的類型片：既包含一切，又逃離一切；既不夠嚴肅，又酷愛討論政治倫理；既高度形式化，又嘈雜無序。這樣的影片其實就是把自己懸置在一種不觸碰任何極端的類型空間裏，從不靠近任何的極端，玩弄拒絕“非黑即白”的灰色地帶，時間久了難免會讓評論家厭煩，認為這樣的昆汀·塔倫蒂諾是在原地打轉。
這種目光顯然不是單純偏見，《八惡人》落選的很大原因就是昆汀的自我懸置導致的虛浮，即使他概念化地植入了深刻的主題，像“白色地獄”這樣象徵性的暴力反思，最後還是被那種圓滑給消解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八惡人》製造了情境，但沒有完成情境對感知的超越功能。
就如開場的積雪覆蓋的耶穌聖像，從微距攝影緩緩拉出繼而是一個大迴旋和垂直運動，這個複雜的調度不但沒成為作者性的標簽，反而有造作的痕跡。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的“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當上帝視角介入的時候，昆汀的所有手段便成為人們的笑料——管他的敘事多麼複雜，我們都可以清楚地找到他的輪廓，在電影這門藝術裏，雜耍是敵不過經驗的，當人們不再容易陷入他的迷局，整套敘事話語就進入失靈的怪圈。
人道主義從未站錯隊
相反是觀眾仍然樂於進入這種情境，這是基於重復消費的快感和對知覺經驗的捍衛，說得難聽點，就是腦殘粉捧臭腳的症狀。
促成這種現象的先決條件，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八惡人》裏發掘出各種意義，“白色地獄”這個情境用它的綿延和寒冷把整個片中的人物捆綁在一起，賞金獵人的橫行則是一種類似“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政治放任自流，格裏菲斯時代的讚美詩在昆汀看來是個惡作劇，他要做的就是把這皮糙肉厚的歷史謊言一刀刀割碎喂狗，在這個過程中，他便將自己的電影先呈現為一種皮糙肉厚。這是促成快感的來源，但又是一種典型的嘲解式的心理主義，從來沒有從正面建立任何意義。
就像影片中的章節設置並沒有嚴格的形式意義，昆汀的各種操控最終指向的不是他嚴肅的主題，而是一種單純的刺激。昆汀在影片中對爆蛋的癖好，證明了這種刺激的淵源，這仿佛是青春期男孩打手槍時被母親撞門而入的一刻，註定是窘迫無比卻又充滿刺激，對這種印象的眷戀會阻礙一個人的成熟，影片懸置於這種刺激，則會阻止作品風格的成熟。
或許昆汀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他的政治想像和暴力思考，在人權道義面前，他從來沒站錯隊。《八惡人》交織著種族、國家、女權、道義等多重因素，但當他將這些濃縮在一個驛站空間愈演愈烈的時候，卻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坑，於是最後的對抗實際上是在一種本能的暴力雜耍中拱手斷送了先前的努力。
在影片的末尾，塞繆爾·傑克遜和沃爾頓·戈金斯聯手絞死詹妮弗·傑森·李的時候，這種升旗般的動作才回到批判性的正道：信仰是什麼？“信仰”就是在利益面前做出選擇之後活在這種選擇中併為之一再辯護，這是法律，也是政治，也是萬惡社會的生存之道。（灰狼 旅加影評人）
[責任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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