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臺媒報道，2月13日，臺當局卸任“衛生署長”楊志良扔下一枚炸彈——以“衛生署”名義狀告鄭弘儀、徐永明、王定宇、吳國棟等7位島內名嘴。楊志良指出，H1N1新型流感爆發後，就有媒體提出將會造成大流行，引發民眾恐慌；緊接著新流感疫苗開打，又有電視臺名嘴、媒體言論，例如“疫苗奪命”聳然言論，影響民眾接種疫苗的意願，甚至有些民眾因未打疫苗感染新流感，引發嚴重後遺症而死亡。而名嘴反批馬英九當局箝制言論自由，還說自己可能被關，更有名嘴要發動支援者去包圍楊志良的家。前高雄縣縣長楊秋興也公開表示支援楊志良的做法。他說，他也是《大話新聞》這些綠營政論家、“名嘴”的受害者，當時他退出民進黨堅持參選高雄都市長的時候，他也受到這些名嘴不當的批評，他也考慮要提告。臺灣首富郭臺銘認為楊志良“有骨氣”、“好膽”，是一個好政務官。楊志良狀告名嘴也折射出臺灣新聞媒體發展令人堪憂的現狀。
一、臺媒的無度自由實則對社會是一種禍害。言論自由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力，但這種言論自由是在不危害他人和社會前提下的自由。而作為媒體從業人員對言論自由則有更高的要求，因為他們不僅僅代表自己，更為重要的是代表一種公共形象。部分臺媒及從業人員為了收視率，為了尋求一些“刺激”，對從業人員不加限制，甚至放縱一些主持人去迎合部分人的需求，肆無忌憚，毫無根據地信口開河。有的主持人把捕風捉影的事說的有板有眼的，更是添油加醋、誇大其詞。拿楊志良狀告七名嘴來說，就是《大話新聞》這幫名嘴，對H1N1新型流感爆發後，無端地發表言論，引發民眾恐慌；在接種新流感疫苗時，又是發佈“疫苗奪命”聳聞，扭曲視聽，誤導民眾，製造錯誤輿論，影響民眾接種疫苗的情緒和意願，從而影響到當局防疫工作的開展，這就是楊志良提告的原因。正是因為這些名嘴所謂的言論自由，無實事根據的胡說，影響到整項工作，間接造成了民眾身心的傷害。這種無度的言論自由，從本質上講，它不是自由，它是一種對社會的禍害，應引起臺當局的關注和應對。
二、媒體從業人員要有社會責任感。透過楊志良狀告七名嘴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臺灣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的社會責任感衰敗到何種程度。臺灣新聞解禁20年，媒體走上了自由發展之路，媒體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在這種情況下，對媒體從業人員的要求也發生了轉變，強調的是收視率、發行量。為了收視率、發行量，部分媒體從業人員想方設法尋獵涉奇，甚至編造一些假新聞來製造轟動效應。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缺乏自律，更缺乏對社會的責任感，一切都向“錢”看齊。狀告的七名嘴對當局的防疫工作評論，可謂是無理取鬧、偏離主題、製造混亂，再加上惡言相向、莫須有地攻擊。鄭弘儀更是在公共場所大罵馬英九“三字經”，足以可見部分媒體從業人員社會責任感的缺失。這些人如果有一點新聞從業人員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感，他們也不會在對醫藥方面不懂的情況下妄加評論，更不至於拿人命關天的話題在那胡編瞎扯，誤導民眾，製造社會恐慌，影響到整個社會防疫工作的開展。狀告這些名嘴是應該的，應該讓這些不負責缺乏良知的媒體從業者得到應有的懲罰。規範媒體管理，臺當局相關部門應及時將思想上不具備媒體從業資格的人員清理出隊伍，切實改變臺灣媒體自由放任的現狀，真正為社會營造一個客觀真實的宣傳氛圍。
三、媒體難脫政治傾向，但不要成為政治莫須有的鬥爭工具。任何媒體都是有政治傾向性的，但臺灣部分媒體卻被政治派別利用到如此糟糕的程度，對於馬當局的任何施政措施和動作，都會成為有著深綠傾向媒體的攻擊，無論政策實施的好與壞，它總要去攻擊，這就是臺灣的怪事。從媒體監督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把媒體的監督當作一種進攻對手的手段時，監督就變了味。同樣拿臺灣接種H1N1新型流感疫苗來說，這本身是增強民眾體質、提高防預機能、造福百姓的好事，結果被綠營媒體當作攻擊馬當局的好時機，請出眾多名嘴捕風捉影地說新型流感將在臺灣大流行，製造民眾恐慌；當臺局要為民眾接種疫苗時，名嘴們卻又製造出疫苗有問題的新聞來，因而民眾不敢不願去接種，造成部分民眾因未接種疫苗感染新流感死亡。這一現象是臺灣扭曲的政治鬥爭，媒體失去了它應有的社會職能，成為政治鬥爭的幫兇和工具。當媒體成為臺灣政治莫須有的鬥爭工具時，臺灣還有新聞自由？還能看到真正的新聞？臺灣的媒體將何去何從？（台灣網網友：劉雋）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