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國工程院發佈2011年度院士增選有效候選人名單,名單共485人,提名材料將公示一個月。中石化董事長傅成玉、上海市副市長沈曉明等央企高管和政府高官在列。(5月26日《京華時報》)
在普通人看來,“院士”兩字所代表的含義極為豐富:他們是中國最有頭腦的人,是中國最有知識的人,是站在中國改革前沿的人,是探索中國社會前進的人,似乎一切社會上最先進的思想、理念、工程技術都是他們創造的。事實上,他們確實是中國精英階層的精英,所以對這樣一群人,人們本能地報以崇敬的心態仰望之。
但如果這樣一群人是由官員商人組成的,那在一般人看來就是對知識的玷污對思想的褻瀆。人們的心裏往往存在如此的認識:學識的歸學術,官場的歸官場,二者不能混淆一氣,創造知識的人身上不該有那些腐朽的銅臭與骯髒的權術詐術。加之,許多人認為目前學術界的腐敗根源在於行政權力過於干預學術。所以當這些官員商人竟然要成為“院士”,人們本能地排斥。
那麼這些官員商人能不能成為“院士”?在筆者看來,不論官員或商人還是大學教授亦或是其他人,只要在學術上有足夠資本就可以入選,但有一個前提,所選人員必須做到學術與權力和金錢的脫離。這並非固守“君子固窮”“老師就該貧窮”等陳舊思維,而是真正的學術必須不受外界利誘而作出虛假學術,只有把做學術規範到學術本身籠子裏,學術才可能實現自我伸張。而一旦與那些名譽、權力、金錢相掛鉤,那麼學術腐敗學術造假就會自然而然的顯現。比如,韓國克隆之父黃禹錫的學術造假,給他帶來了名聲,也帶來了枷鎖,這一切均源於黃對名利的慾望。一個搞學術的人不思考學術而玩起了權謀牟私,抹黑的只能是學術本身。
那麼官員商人就不能成為“院士”?這到不是。歷史上,為官為商者成為大學問家的大有人在,特別在人文社科領域,官場與商場的經歷往往能給學者帶來另類的思維啟發,成為他們做學問的有益資源。比如塞繆爾·亨廷頓,比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國外,一些大學教授經常成為官員,反過來官員也會成為大學講師專做學問。但所有這些的前提條件是,他們做學術的時候是學術,做官的時候官,二者不可能混為一談。
此次,與其說人們質疑工程院院士的候選名單,不如說人們疑慮這些官員會把官場那一套搬到學術上,只講官場權術而不講學術;與其說人們見不得官員商人成為院士,不如說這是人們對思想凈土的維護。人們將工程院稱之為“老總俱樂部”“官員俱樂部”一方面在於人們根本不相信一個曾經為官為商者會靜下心來研究學術,另一方面源於害怕,害怕搞學術的地方當真如此,從而給評選者一個提醒——做學術的人不需要老總和官員。所以,在評選時必須注重這些人的學術能力,而不獨是他們的曾有的經歷。他們的入選只能用學者能力,而不是官員的行政權力。為此,就需要在評選時嚴格遵循程式,強化制度,讓當選院士經得起推敲。(台灣網網友: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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