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北大副校長表態稱將支援學生做好事扶跌倒老人，如被訛詐，校方將提供法律支援。其言論暴紅網路，被網友稱為“校長撐腰體”。11月2日，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表示，非常贊同吳志攀副校長的表態，並重申支援學生。（11月3日《新京報》）
自從南京彭宇案，天津許雲鶴案以及小悅悅事件所激起的道德漣漪一次又一次衝擊人們內心對道德原始的定位後，做好事儼然成了一個敏感詞彙。每一次有關好人做好事反倒被訛的新聞出來後，都是一片群起激昂，之後則是一片冷漠。這種憤怒在一波波興起，卻又無奈的落下後，道德冷漠儼然成了人們安撫內心衝動與憤怒的止痛劑。
於是，我們看到了有老人摔倒在地，無人敢扶導致死亡，以及老人摔倒居然拿錢請求別人扶起等令人看起來心酸的場面。這種人為因素導致冷漠的社會現實下，北大校長能夠給學生做好事撐腰，或許是對日益凋零的社會道德的一種挽救，而這種挽救恰恰契合了很多人渴望道德重建的普遍心理，於是，各種撐腰體一度風靡網路。這是一種訴求，本不應該有卻又必須得有的一種道德訴求。
但我始終覺得，這種撐腰體之於道德重建，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多人都清楚，造成如今社會道德破落的重要因素在於一部分被救助者沒有道德。他們被救了，非但不去感謝救助人，反倒訛人。而南京彭宇案的判罰，又給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樹立了一個“榜樣”。而且，諸多事例表明，救人有成本，但訛人幾乎沒有成本。即便有錄影證明，被救助者是在說瞎話，是在訛人，也頂多受到道德的譴責，頂多道個歉完事。甚至還有不道歉的，也不能把這種怎麼樣。反觀好人做好事，遇到被救助者良心未泯，獲得一個表揚的機會，遇到壞人，則要早于訛詐的危險，即便學校提供了幫助，或者最後也幫助洗出了清白，但這樣一個糾結的過程，會讓很多好人信心具備，何苦呢？大不了不做，不就沒有這麼多爛事兒？從這個角度說，我們要想重建社會道德體系，不但需要繼續鼓勵做好事，更重要的是懲罰那些訛人者。
我們必須看到，社會道德體系能夠變成如今這副模樣，很大的原因不是好人不愛做好事，而是好人不敢做好事。那麼為什麼不敢做好事？答案就是壞人太倡狂了。他們用幾乎沒有成本的訛詐透支了好人的道德傳統，長此以往，當好人的道德細胞越來越少時，當好人覺得做好事會成為一種負擔時，做好事就成了一種驚弓之鳥的禁區。這是當下道德體系沒落的最直接原因，所以，我倒覺得校長們要想給學生們撐腰，倒不如從壞人做壞事需要承擔責任的角度來撐。據說，深圳要對救助者訛人設置懲罰標準，這或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當壞人做壞事有了成本時，他們或許就需要權衡一下。當好人做好事風險不再巨大，就算學校不撐腰，也照樣會有人做好事。（台灣網網友：伍若毅）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