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女作家冰心和其丈夫吳文藻在京的紀念碑被人用紅漆寫字，直到昨天碑上還留有“教子無方，枉為人表”八個大字。據了解，寫字行為係冰心的孫子吳山所為。吳山的朋友表示，吳山父母離婚官司打了6年，財產分割不均，現在母親重病父親都不曾看望，迫於無奈，只能在奶奶冰心的紀念碑上寫字，試圖引起社會關注。（6月3日《京華時報》）

　　這起事件因為涉及冰心而備受關注。冰心之孫之所以在冰心紀念碑上涂寫“教子無妨，枉為人表”，是因為家庭財產糾紛。冰心之孫吳山的父母離異，為財產分割打官司多年。加之以前家庭矛盾的積累，吳山便在冰心紀念碑上涂寫了這幾個字。應該說，吳山同父母之間的糾葛只是簡單的家庭內部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家庭內部協商解決，也可以通過訴諸法律來解決。但吳山硬是通過對冰心雕刻的惡意破壞而將之變成了一起公共事件。

　　這種做法雖然達到了他想引起社會關注的意圖，但並不被民意所認同。一來，冰心去世多年，而其父早就是具備自主判斷的完全人格的人，因其父的作為而遷怒于冰心紀念碑明顯有失偏頗。二來，即便冰心夫婦在孩子的教育上有問題，但斯人已逝，這些問題隨之消散，家庭之中的各種糾葛已經與他們無關。最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冰心紀念碑不是吳家人出資修建，它屬於公共財物，不是吳傢俬有，冰心之孫沒有權利在上邊隨意涂寫。這種行為是對公共財產的蓄意破壞，應受到法律的制裁與公意的譴責。

　　應該說，冰心留在讀者心目中的一直是個光輝的身影，但冰心之孫的行為明顯逾越了公眾能夠承受的心理底線。這起事件看似簡單，但映射出的問題是，面對家庭矛盾或者個體利益的受損，人們更願意將之擴展至公共事件，依靠社會力量解決問題，而不是在現有的制度框架內依靠法律來解決。家庭內部的問題，自有家庭內部的道德約束與外部的法律制度予以解決。以在冰心紀念碑上涂寫惡語來引起社會關注，無疑是故意綁架社會意識，將個人的利益捆綁在公共權益之上，這怎會得到社會的好評？

　　事實上，當法律的效果被低估，弱勢一方就會希望通過綁架社會力量給對方施加壓力。在這一點上，農民工討薪是個明顯的例證。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式，僱主與受雇者之間存在薪資分歧，最好的辦法應該是訴諸法律。但現實中，農民工討薪依靠的往往不是法律手段，而是一些非議所思的方式，下跪、跳樓，甚至於犯罪。究其原因，除了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之外，制度不能最大限度的發揮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農民工尚且希望製造公共事件維護自己的權益，而那些本就掌握一定資源的人在解決自身問題時，也就更容易通過製造公共事件來達到目的。

　　其實，同情弱者固然是社會正義的表現，但弱勢並不代表天然的正義。如果吳山母親因為癌症而無力救治，相比社會不會吝嗇一點愛心。但在冰心紀念碑上塗抹惡語，綁架社會意識，損毀公共財物，必定需要輿論聲討，甚至需要法律懲戒。因為一旦這種行為不能遭到唾棄，只會有更多人為了私利來模倣，綁架公意。當然，更重要的是這種行為有時是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的。（台灣網網友：張婉麗）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