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公民程帥帥計劃送給北大新校牌“北京人大學”（意指北大招錄本地學生過多，成為“北京人的大學”），遭到北大保安扣留，後被帶往海淀派出所。在派出所待了8小時後，程被帶回家鄉。（據9月12日新華網）
北大之所以能成為北大，與蔡元培先生“相容”、“並包”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可是從90後送匾事件中，我們似乎看到北大對這種精神的後繼乏力。
誠然，程帥帥送“北京人大學”的牌匾對北大毫無敬意，但這只是他針對教育不公平現象的一種表達。他想“為河南考生做點事，希望能消除高考戶籍歧視”。他的行為既沒有擾亂校園秩序，也沒有造成交通堵塞，更算不上造謠生事，我覺得，作為一個被無數國人仰望的高等學府，當有容人表達觀點的雅量，哪怕這“觀點”是自己不愛聽的。
如果校方擔心程帥帥的行為會對學校的聲譽造成影響，大可以把他請到校園裏去，再與他坦誠相對，聽他高談闊論；如果對他的觀點不能茍同，亦可與之進行辯論。《三國演義》裏，作為對手的東吳尚能容忍蜀國的諸葛亮在自己的地盤裏“舌戰群儒”，何況在社會如此進步的今天？其實，程帥帥的“行為主義”本就算不得污衊，他看似在針對北大，實質上拷問的是整個教育體系，包括教育資源分佈的不均衡及地方保護主義等不合理現象——這些東西客觀存在著，只是他表達出來了而已。不說海納百川，稍有涵養的人都能接受這種批評，雖然心裏很不是滋味。
然而，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一個曾以開明、包容著稱的學府，竟是如此地缺乏氣度。北大沒有反思事件背後的現象，亦沒有對此作出回應，只是用一個“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的理由就通過派出所將他遣返了。試想，如果他們碰到錢鐘書那樣的學生，當學校要破格錄取他為研究生時一口回絕：“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他們大概也不能像吳宓那樣，笑著說這“只是文人骨子裏的一種高尚的傲慢”，並在錢鐘書從海外學成歸來時，為其四處奔走。也許，能讓他們不“睚眥必報”就不錯了。
所謂“防民之口勝於防川”，其實北大應該接受程帥帥的牌匾，並表示將為杜絕這種現象而努力，使考生名額分日趨公平化。如果那樣，或許還會成為一段佳話，因為從中，我們又再看到了北大的包容。說到底，能不能解決好生源的“屬地化”是能力問題，而願不願意聽取公眾意見卻是態度問題。作為一個有著相容並包這樣優秀傳統的高等學府，北大應該有足夠的胸襟直面公眾的批評。
說起胸襟，前段時間我看過關於北大的一個故事，至今感觸良深：蔡元培有次跟錢玄同聊天，錢玄同突然問：“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這樣蹩腳，怎麼能夠考得翰林？”蔡元培笑嘻嘻地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蔡元培當時是國民政府的教育總長，是標準的高官；年紀也比錢玄同大19歲，算是長輩。然而，他對錢玄同的冒犯毫不在意，還談笑自若，這足見他胸襟的寬闊。胸襟寬闊的人總能受到別人的尊重，因為蔡元培的寬容，當時的北大人才雲集，成了學術頂尖人士的大本營，也為今日北大的聲名顯赫打下堅實基礎。可惜，如今學術是繼承了，包容似乎漸少了。
試看今日之北大，鄒恒甫微博事件也好，此次“北京人大學”牌匾事件也罷，北大的“大”盡在怒髮沖冠時聲勢的大，而看不到其心胸的大。我以為，一個人、一個學校譬如一座山峰，只有將自己放低到塵埃裏，以一顆感恩的、包容的心接受天空和大地的雙重滋潤，接受他人的指點與批評，才能最終成就自己的高峻。（台灣網網友 潘玉毅）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