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以安倍晉三對中國領導人的一封親筆信，開啟了中日首腦會談溝通的可能。人們好奇的是，在中日在關鍵問題上都各不相讓的前提下，中日首腦會談會不會有結果？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這些結果對雙方和本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給中國領導人的親筆信內容和送信前後的動作，實在看不到安倍晉三在中日和解方面有多少誠意。中國方面對此自然也是洞若觀火。但中國方面不會小氣到不接安倍晉三的內容空洞的親筆信，中國即便明知是安倍晉三的戰略圈套，但中國要向世界宣示，中國比任何國家都愛好和平，中國不放棄絲毫和平的機會。中國安排先接受後到的韓國領導人的親筆信，讓安倍的信使能不能完成帶信的使命忐忑了好久。這種智慧的安排，就是兼顧了國際、國內等多方面的的因素。
綜合各種情況，中日首腦會談，大致會出現以下幾種可能的結果：
其一：中日首腦會見後，各自宣揚自己的立場一番，就衝突的關鍵釣魚島問題上，仍然堅持各自的觀點，然後共同表示中日應該有更全面、更重要的戰略互惠關係，不應該聚焦于釣魚島本身。在互不讓步的情勢下，達成都不在釣魚島海域，尤其是空域頻繁出現和有刺激對方的敏感的具體行為的默契。其二，日方絕不讓步，但在更大範圍和方面給予中國更多的讓步，換取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暫時放緩進取的腳步、避免衝突的升級。其三，中日首腦會談，實施的是戰略拖延，和矛盾後延，在沒有更智慧的解決方案前，中日首腦會談，先做一些緩衝。其四 雙方各自強硬堅持自己的立場，各個領域和層次均不讓步。中日首腦的會談，純粹成了應付完成美國人“中日雙方必須坐下來談”的功課，會面之後衝突不但不能緩解，反而衝突更加激烈和升級，然後各自將這種升級的責任推給對方。
根據中日雙方領導人的個性及雙方政府都被逼處在有進無退的處境下，未來中日首腦會談，即便讓釣魚島問題暫行擱置，甚或達成中國的最低戰略目標：承認或默認釣魚島爭議性的存在，都會十分困難，遑論長期化解和解決釣魚島的矛盾。最可能出現的結果是，中日首腦會見後，各自宣揚自己的立場一番，就衝突的關鍵釣魚島問題上，仍然堅持各自的觀點，然後共同表示中日應該有更全面、更重要的戰略互惠關係，不應該聚焦在釣魚島本身。即便釣魚島有衝突，也應該默契在可控範圍之內。在互不讓步的情勢下，達成都不在釣魚島海域，尤其是空域頻繁出現和有刺激對方的敏感的具體行為的默契。但同時又都留有隨時可啟動釣魚島衝突的，並預留將這種隨時可以啟動的衝突的責任歸咎對方的潛臺詞。
無論哪種談判結果，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早已經攻守易事，中方儘管遠沒有達到實際控制釣魚島的戰略目標，但會用各種方式宣示自己對該海域的主權的堅持，至少要通過各種途徑讓釣魚島問題彰顯爭議性的存在，讓日本方面認為釣魚島不存在爭議的論調越來越像意淫和癡人的自言自語。中國在談判中和行動中事實上已經獲取了比較（和過去相比）的優勢和主動：宣示主權的方式、時機和力度，中國可有很多種選擇。日本如果不想直接引發戰爭，就得小心和智慧應對。這種應對，如果不和中國達成一定的默契的話，不但十分疲累，也將十分危險。
中日首腦會談，中國佔有很多主動，手中有很多好牌。但談判對中方也有很多副作用，即便日本在其他方面做出很多讓步，來換取中方在某一領域進取節奏的配合。如果日本連默認或者懷有更多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企圖，任何談判或者貪圖日本在其他方面釋放的利益，都可能對中國民眾產生麻醉、懈怠的作用。這會讓更加右翼化、暗中不斷升級日本對華戰爭的動員更有民意優勢。
從日本疲於應對的局面看，完全說日本在談判方面沒有誠意和意願是比較武斷的，關鍵是用什麼樣的方式，為彼此保有一個基本的體面。因為在談判及談判之後的一些關鍵問題的實際執行中，中日雙方政府，對自己的讓步試圖隱瞞，在資訊時代，不但是愚蠢的也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雙方達成默契：均不逼迫對方亮出底線，至少要減少在正面衝突領域的正面交鋒的頻次、力度，降低該領域的關注度等。按照西方習慣“百日新政”的說法，中日首腦如果會面的時機，很可能是在美日首腦會面之後、安倍晉三上任的三個月之內。
總之，中日首腦會談達成最高默契比取得問題的解決的可能性大，中日首腦會談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雙方如果不想近期發動戰爭，相信彼此都不會浪費這樣的機會。問題是，之前就應該對達成這種默契創造各種條件。中日談判能否有結果以及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是一回事，結果對雙方國民的影響是另一回事。中日首腦中方不但要追求對自己有利的結果，更要考慮各結果給國人造成的不同影響；不但要考量中日首腦會談中談的怎樣，還要看其實際行動是否是怠兵之計，和為長期和平努力的誠意。“久剛易折”無論如何，中日首腦會談至少可以緩解中日緊繃的局勢。 （台灣網網友 畢殿龍）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