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發生後，演藝明星掀起了一波波賑災愛心潮。與歷次災後的明星慈善活動一樣，這次的明星行動再次陷入質疑聲中。捐不捐？捐多少才是夠？這些原本屬於個人意願的問題，在以道德為名的網路暴力的裹挾下，依然無人能解。（4月23日 齊魯晚報）
雖然每次大災大難發生後，各界明星都以不同的方式為災區貢獻著自己的一份力量，表達著自己的愛心，比如開展義演、利用微博影響力進行相關宣傳號召等。但遺憾的是，無論他們做了什麼，人們的目光都會更多的對準這部分公眾人物對災區的捐款上，這也是每次災難過後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似乎只有捐款，才能衡量他們的愛心與道德。於是，明星們紛紛公佈捐款、公示捐款數額。捐款數額高的贏得讚譽、捐款低的則受到質疑與聲討。由此，一種濃厚的“逼捐”氛圍悄然形成。這背後，是對慈善的誤讀，是一種不健康的慈善文化。
做慈善，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行為，所體現出的是內心品德的高尚。但需要注意的是，慈善是一種自願主動的行為，是發自內心的一種道德驅使。捐款行善，也是在自覺自願的本意上，將自己的東西給與別人。倘若捐贈帶上了“被逼”的成分，顯然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本質意義。而且在嚴格意義上說，因為“逼捐”而進行的給與，也不屬於捐贈、不能算作慈善。雖然“逼捐”逼出了更多的救濟資金，但長遠來看，這種現象無論是對於社會的慈善環境，還是對於慈善文化來說，無疑是弊大於利。
公眾對於一些明星或公眾人物的“逼捐”，幾乎都是揮舞著道德這根大棒對其進行指責，批評他們愛心不夠、道德不高，恨不得他們能“傾囊相助”。將道德與捐款數額多少掛鉤。這樣的標準顯然有失偏頗。筆者看來，給與者是否自願主動，才是判斷其道德高低的標準，而並不是看其捐贈數額。捐10萬元與捐1000萬元，雖然二者數額懸殊巨大，但本質上說，都是自願的捐贈，都是高道德行為。而倘若給與者不是出於自願，是被動的給與，那麼即便其捐贈數額巨大，道德也會有所打折。
再者，慈善並不是每個人的義務，救濟也不是每個人必須承擔的責任。當然，一些企業家和企業除外，這部分人應當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但對於那些明星人物來說，他們也沒有必須做慈善的責任和義務，即便他們有著公眾人物的地位和光環。不可否認，這些大牌的財產的卻不少，但這是人家的合法收入，是私人財產，如何支配使用也是個人的權利，外人無權干涉。更何況這些明星都還實實在在的進行了捐款，獻出了愛心。事實上，比這些打牌明星有錢的富豪商賈大有人在，只不過他們沒有公眾人物的光環，因而便沒有受到公眾的“特殊關注”。從這一點來看，公眾對於這些大牌明星們的態度，是否顯得過於苛責，是否會讓他們感到些許的委屈？
每次災難過後，都會出現一個“捐贈排行榜”，這無意中強化了這種以捐贈數額為中心的道德量化標準，而這顯然是有悖于慈善的本質與內涵。健康的慈善文化，有賴於一個健康的慈善環境，同時也有賴於每個人對慈善有清晰的認識。（台灣網網友 許智豪）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