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天津市教委連續出臺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階段減負新規，控制學生在校時間、禁止節假日補課、控製作業總量和考試次數。同時明確了市、區和學校責任，強調違規必究。減負令一齣，立即被媒體稱為“史上最嚴”，可實施兩月後，記者探訪發現，學生普遍“被自願”補課了。（4月14日人民日報）
“減負”，並不是一個新鮮話題，長期以來，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受到社會各領域的高度關注。但儘管有關部門出臺了多項減負舉措，這一沉疴卻始終未能得到根治，甚至出現“越減越重”的尷尬局面，久而久之，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竟然成為名副其實的“老大難”問題。
減負之難，難在家庭，難在學校，難在全社會，因此減負可以稱謂是一個牽扯社會多方面的系統工程。
從2000年教育部下發《關於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算起，至今已有十幾個年頭了，中間各地相關的政府部門也相繼不斷地出臺各種減負措施，但一直沒有成效，最終導致了減負的口號年年喊，而學生的負擔卻依然不見輕。
父母出於望子成龍的心理，自從孩子上幼兒園開始，家長就給他們套上了小夾板。在幼兒園就開始認字、寫字、做算術。上小學就開始背起書包像“趕場子”一樣上各種補習班、特長班，為小升初準備。到了初中、高中就更是“作業多、補課多、考試多”。看著日益勞累的孩子，家長也心疼，也希望能夠減輕孩子的學習負擔，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然而在巨大的升學壓力面前，哪個家長有勇氣承擔“因作業少了、上課時間縮短而導致孩子成績下降，對升學不利”的風險？
學校其實和家長一樣，也是處於進退兩難中。學校也希望給學生減負，但作為學校，社會對於教育評價的傳統理念至今仍然沒有改變。升學率，依然是評價學校和老師的指標，沒有升學率，學校拿什麼去邀功請賞，拿什麼去爭取經費、爭取生源。沒有升學率，地方教育主管部門拿什麼去章顯政績。沒有升學率，老師拿什麼去評優、晉級。為了升學率，學校和老師是不願意給學生減負的。
減負決不是某一個部門單方面就能解決好的問題，它更需要社會各方面的合力構建。要減負，就要從根本上扭轉社會人才觀，改革用人機制。要減負，就要改變目前評價學校教學品質的標準。要減負，就要改變“一考定終身”的考試製度。（台灣網網友：尤雪玲）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