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一衣帶水，同根同源，卻囿于歷史與現實的盤根錯節，使兩岸的交往始終微妙非常。當我們試圖走近彼此，卻發現自己與對岸的人們既沒有共用一段相同的國家記憶，更沒有一套相容的政治信念。我們所共同憑藉的，依然是教科書上的刻板描述，以及時常見諸報端的對岸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熱。至於似乎連接兩地的文化符號，只好在吟咏《鄉愁》之中作罷。
隔閡，不止于一道彎彎海峽；誤解，跨越了幾代炎黃子孫。
現實中的兩岸關係，對話和獨白相互交織，彼此牽制。大陸和臺灣就像一個球體上並行不悖的兩顆行星，遵從各自既定的運作軌道，並非擁有共同的話語體系。基辛格對於世界秩序問題的思考立足於合法性和權力二者的平衡，“合法性與權力的平衡極其複雜，地理範圍越小，該地域的文化觀念越一致，達成可行的共識越容易。”探討兩岸關係的未來，均勢視閾下的理解性交往可以提供一個思路。
兩岸交往涉及的合法性問題，無非是眾多政治符號之爭，諸如“中國”、“國旗”、“中華民國”等。在大陸看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和執政歷程就是合法性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所謂“一國兩制”基本國策就是基於臺灣發展特殊性而作出的現實考量。但是對於臺灣來說，臺灣的地理、歷史和現行社會制度，尤其是蔣氏政權在國共內戰後的繼續存在，足以構成臺灣政治實體的合法性依據。因此，對於特定歷史的不同解讀，對於彼此政權合法性的不同詮釋，從根本上讓兩岸交流無法達致互信的狀態。
至於權力問題，兩岸同樣在互相猜忌和誇大影響之中難以協調。如今大陸的發展世界矚目，不單單是軍事力量，還有後勁十足的經濟實力。這對於臺灣部分政黨精英和普通民眾來說，大陸所拋出的任何橄欖枝都滲透著權力，不可不防。去年“太陽花學運”就是典型的例子。同樣的，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始終繞不開臺灣問題，而每一次的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也始終牽動大陸這方的神經，因為不同“顏色”的領導人上臺意味著對臺方針的調整。大陸和臺灣的“權力”較量，實際上是不信任主體之間的過度反應。
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兩岸交流的實質是什麼？交往原則為何？是否有必要糾結于高階敏感的政治議題？
我認為，兩岸交流的實質就是兩岸人民正視臺灣和大陸分隔七十年的歷史和現實，並且努力尋求共識的過程。這裡涉及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交流的主體是兩岸人民，另一個是共識。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認為溝通行動是指至少兩個行動者通過語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協調相互間關係的互動行動。他認為溝通行動的理想言語情境就是交流主體具有同等的說話機會，進行陳述、解釋、論證、追問和反駁等，以使溝通參與者的觀點都是可以批判檢驗的，才能形成合理的共識。目前，兩岸的交流缺乏有效性的互動，個中緣由包括制度性交流平臺的缺場，以及兩岸媒體的“捕風捉影”式的曲意解讀，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沒有擁有政治心理意義上的同情理解。
有學者指出，臺灣民眾的“過客”心態十分明顯。連橫先生為其《臺灣通史》所做之序開文即講“臺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再加上後來經歷日本的殖民化統治，以至國民黨政權接手臺灣。臺灣民眾這種“孤兒”兼“棄兒”的悲情意識潛藏在深厚的本土意識之中，至於臺灣政黨政治的惡性纏鬥如何製造族群對立，進而服務“統獨”對立的局勢則是另外的話題。這裡強調的是該因素客觀存在於兩岸人民的交往實踐中。如果沒有進一步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國兩制”在臺灣民眾看來就是大陸要“吃掉”臺灣，也無法領會臺灣民眾對於大陸“不放棄使用武力”的防衛性焦慮。因此，敏感的政治議題一談就崩，就在於雙方沒有給對方足夠理解情境和迴旋餘地。
兩岸對話的立足點在於兩岸人民實實在在的交流成果：經濟上的雙贏發展，政治上的協商對話，文化心理上的歸屬認同。我想，實現這些美好的展望不在於特定的一個政黨或領導人，而是每一個普通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對方的語境，多大程度上對歷史和人民負責。兩岸是平等的交往主體，甚至可以是競爭性的政治實體，但無論如何，只要摒棄固有成見，坦誠相待，用包容理解的心態對待任何不一樣的聲音，就能不斷開創兩岸交流的新局面。
沒有理解，就沒有未來。（台灣網網友：肖楚傑）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