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閩：“汪辜會談”十五週年回顧與思考
四月二十九日 ，是著名的“汪辜會談”十五週年紀念日。十五年前的今天，海峽兩岸兩位著名的老人——汪老和辜老在新加坡海皇大廈簽署了“汪辜會談共同協議”，標誌著海峽兩岸關係揭開新頁。
十五年後的今天，由於臺灣政治的“變天”，宣告了“臺獨”路線的破產與兩岸關係春天的來臨。儘管馬英九要到5月20 日才能正式上臺執政，但是性急的媒體及各方面人士已經在熱切期待兩岸商談的重新啟動，加速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汪辜會談”已歷十五週年
人們在期盼之餘，回首往事，不由驚嘆時光匆匆：“汪辜會談”——這個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不覺已歷十五週年了！當年會談的主角汪辜二老均已仙逝；嗚呼，哲人其萎，事業永存！“汪辜會談”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留下了永遠的印記。
作為長期從事臺灣及兩岸關係新聞採訪的記者，筆者當年曾赴新加坡採訪“汪辜會談”，有幸親睹汪辜二老的風采，親歷兩岸商談現場，獨家採訪了兩岸兩會的秘書長，第一手采寫了這個影響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重大新聞事件。在新加坡採訪的八個日日夜夜裏，筆者深切感受了兩岸民眾和海外僑胞對汪辜會談的寄望，對兩岸和平統一的期盼；親眼目睹了兩岸兩會相關人士為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議”而殫精竭慮，日夜辛勤工作，不負兩岸民眾之托。
15 年後回顧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儘管今時今日的兩岸關係已非往昔，其深度和廣度都大大超越了此前，但筆者深感“汪辜會談”模式及精神內涵，對於不久後即將重新開啟的兩岸兩會協商仍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意義。
先易後難，定位準確
1993年4月27日 上午，備受中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海皇大廈四樓會議大廳舉行。十時零七分，海協會長汪道涵與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眾多中外媒體的閃光燈及錄影燈的輝映下，從會議桌上伸出手，握住了兩岸關係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刻。這一刻，標誌著兩岸關係發展由此邁向深化；這一刻，開啟了兩岸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彼此間關係問題的新頁。
“汪辜會談”持續了3 天，達成了四項重大成果：《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及會談制度協議》、《汪辜會談共同協議》。這些協議的簽署和付諸實施，不僅有效地保障了兩岸民眾的權益，還有利於兩岸兩會今後更有效地在各自授權的範圍內進行協商、開展合作，以進一步解決兩岸事務性問題及促進兩會間制度化的交流合作活動。
“汪辜會談”無疑是非常成功的，它在全球範圍掀起了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高潮，向世人證明了中國和平統一的信心和前景。
“汪辜會談”的成功，首先在於其把握先易後難的原則，定位準確：“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由於這個定位，避開兩岸間高度敏感的政治性議題，這樣就能保證兩岸首次高層會談能取得成果。這是非常有智慧的議題選擇。眾所週知，當時兩岸分隔四十餘年，臺灣剛剛開放赴大陸探親不到5 年，彼此之間還充滿猜疑、恐懼和敵意。要想打破這些堅冰，和平發展雙方的關係，需要善意、互信的累積和持之以恒的努力。萬事開頭難，頭幾步的議題選準了，積累成果，加強互信，取得經驗，後面的發展反而更快。
事實上，兩岸兩會在成立之初的接觸商談中，曾遇到過政治障礙。1992年3月及10 月，兩岸兩會在北京及香港兩度協商，就曾一度卡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書面表達上。而“一個中國”原則如不能達成共識，將會窒息兩岸兩會今後所有的商談。後來雙方以東方智慧，用“口頭表述”，不涉及其“政治涵意”的方式達成共識，為次年的“汪辜會談”鋪平了道路。這個“口頭表述”，就是後來在臺灣島內政治鬥爭中掀起巨大風波的“九二共識”。
“汪辜會談”中還有個小插曲：由施明德率領的12 位民進黨“立委”及“國代”組成“反對國共統一談判宣達團”，也在會談前趕赴新加坡，在海皇大廈樓外散發“臺獨建國綱領”，表示抗議。這是筆者第一次見到施明德 先生。不過他們一行人並未達到目的——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一位外國記者向筆者表示，這些人是來搞事的，“汪辜會談”講的很清楚是“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的，怎麼能與“國共統一談判”挂得上號？！由此可見“汪辜會談”的定位的確是充滿智慧的。
相互尊重，平等協商
“汪辜會談”是兩岸高層首次正式會談，從會場的佈置到會議程式的安排，兩岸兩會都十分注重談判地位平等和彼此相互尊重。
在第一天的開幕式上，雙方各十人在長條形會議桌就座。由於此次會談是海協會長汪老提議發起的，雙方協商同意汪老在第一次會議上首先發言，而第二天的總結會則由辜老先發言。
在會談開始時，汪老第一句話就是：“我首先轉達江澤民先生、李鵬先生向辜先生的問好，並請辜先生轉達他們個人對李登輝先生、連戰先生的問候。”汪老並說，他們也向曾支援這次會議的郝柏村先生問好。這個開場白即尊重了對方，又提高了會談的檔次，使會談的氣氛頓時輕鬆起來。
四月二十九號上午十時四十分，汪辜二老在海皇大廈簽署“汪辜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該四項協議全部分為四份，簡、繁體文本各2份。5 分鐘後，當他們簽完第一批文件，在兩岸兩會參談工作人員的熱烈掌聲中，汪辜二老站起交換協議，並交換座位，然後繼續簽署第二批文件；引來100 多旁觀的記者們一片笑聲。在這種愉快、和諧的氣氛中，“汪辜會談”落幕，成為迄今為止兩岸良性互動的範本。
相互尊重，不僅表現在形式上，更表現在對他方意見、觀點的重視上，不強加於人。據悉，在關於“汪辜會談”協議文本的名稱上，海協就先後提出過多達6個版本，供海基會考慮。最後，雙方經多次磋商，才達成“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的名稱。
筆者在新加坡曾獨家訪問了大陸海協及臺灣海基會秘書長鄒哲開和邱進益。在有關兩會的商談事宜之外，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們不約而同地對自己談判桌上對手的稱讚。邱先生多次向筆者表示，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先生“是非常好的談判對象，看問題比較宏觀，我蠻欽佩他的。”無獨有偶，鄒哲開秘書長也認為邱進益先生是位務實、坦誠的對手。這種相互尊重的理念和精神，深深滲透在兩岸兩會人士的血脈裏，這才有“汪辜會談”的豐碩成果。
求同存異，尋求共識
毋庸諱言，在兩岸兩會商談中存在分歧、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雙方觀點難以交集，一時談不下去，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兩岸分隔幾十年，雙方社會制度、思想觀念、行為模式甚至生活方式都存在巨大的差異。因此，在談判中有種種摩擦、噪音是可以預見的。談判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妥協、討價還價、尋求共識的過程。
“汪辜會談”也免不了有這樣的情況出現。比如雙方在如何看待兩岸經濟發展的現實、是否將兩岸“三通”的議題擺上議事日程等。儘管當時對這些問題有爭議，採取了擱置處理的方法。但通過會談和協商，能使雙方充分了解對方的立場和主張，這對今後進一步商談，消除分歧，解決問題是十分有利的。
正如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海皇大廈的新聞發佈會上所言，兩岸之間隔絕了近四十年後進行交往，有大量問題需要解決。只要雙方坐下來談，一切問題好商量。只要本著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異的精神，總會找到解決問題的妥善辦法。“汪辜會談”取得的成果，就是最好的驗證。
值得一提的是，“汪辜會談”的成功，與兩岸兩會人員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兩會人員雖各有其立場和政策限制，但他們充分發揮智慧，在有限的空間裏凝聚最大的共識，終於如期達成協定。
十五年後的今天回首，當年兩岸兩會間的不少爭議今天都已經不是問題了，例如臺商投資保護問題，兩岸直接“三通”問題等；這是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也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的必然。兩岸之間經濟社會差距在日益縮小，但問題永遠會有，爭議也仍將存在。兩岸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溝通融合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在這個整合過程中，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需要兩岸當局不斷排除干擾，協商解決。
筆者衷心希望未來兩岸兩會的商談者能延續汪辜二老的未竟事業，為兩岸民眾多謀福祉，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開闢新路！（作者周建閩 中國評論通訊社常務副社長、《中國評論》月刊總編輯）
